#4 An Overview of Translation Theories
Anthony Pym, Exploring Translation Theories Ch.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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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意見:
（英文原文）We will use the term "directional equivalence" to refer to all those cases where an equivalent is located on one side more than the other.
（Google英譯中）我們將使用術語“定向等價“指的是所有這些情況下，同等位於一方超過另一方。
（Google中譯英）We will use the term "directional equivalent " refers to all these cases, the same one more than in the other.
翻譯之所以存在，正是心中秉持著「對等」的信念，在語言轉換之間，尋求兩個語言之間「＝」的關係。但在語言上，正如索緒爾（1857-1913）所說兩種語言之間沒有辦法找到完全對等的關係，因為不同語言系統中的能指擁有不同的脈絡和關係，所以雖心中存有「＝」的目標，但實際上可得的最大關係為「≒」（約等於）。我覺得「≒」這個符號很有意思，左上右下各一點，像是索敘爾說的脈絡和關係，而中間的「＝」，是完全對等，不也是班雅明所說的隱藏在諸多語言之間的純語言嗎？
完整對等是不存在的，我們有的是自然對等，是在目標語言中自然的、已存在的說法，奈達（1969）說翻譯是貼近自然對等，也就是譯者掌握語言的最大可實踐程度。對於對等的批評，有一說為壓印技術發展之前，文本copying過程中多有變動與修改，對於沒有固定的文本，從何談對等？這個批評也好批評，因為翻譯必定有所「本」，不管本的是經受了多少修改的文本，所本的該文本就是固定的，所以當然可談對等。
Chesterman（1996）提出了原文與譯文的兩種相似關係，即發散相似與聚歛相似。Anthony Pym（2010）說道譯者將西班牙文譯入英文時，可能選擇「十三號星期二」的譯法，再譯回西班牙文時，譯者有可能譯為「十三號星期二」，也有可能譯為「十三號星期五」，如果是後者的狀況，那就不再是聚歛相似，而變回了發散相似。我覺得Pym在說明聚歛相似時，還不夠完整。談聚歛相似應要談好些前提，聚歛相似之所以能從原文到譯文，再從譯文譯回原文，前提之一是譯者要有相同的翻譯策略，像此例的歸化、異化策略，如果譯者運用一致，那麼就可初步保證聚歛相似；如果是同一個譯者翻譯，那就可再多些保證…想著想著，我覺得譯者這個「人」的因素，是原文與譯文之間相似、對等的一大變數，那機器翻譯不就是聚歛相似、對等的保證？試了一段Google翻譯，結果一樣很沒保障，應該是Google的資料納入了人的譯文，才又讓機器翻譯的譯文回復不成吧？
貼文貼了很多次都貼不上, 所以分段又試, 也有貼不成的狀況, 結果是分成了3次意見, 正確順序為 2-3-1.
Anthony Pym打破一般以理論派別區分的方法，將各種翻譯的理論/討論合為幾個paradigm(有譯為「典範」，可是我覺得比較像是「理論群」)。我喜歡這樣的描述方式。在equivalence這個paradigm之下，Pym呈現出各種理論的共同點與各自的侷限性，也呈現出各家學說之間的界限其實是模糊的。這樣的呈現，也多少點醒我們，理論之間應該相互為用而非相互擠壓，後者的出現是為了要成就前者未竟之志，而非要來推翻前者。因此，我們也不應該只顧看著後人對前人的批判。Pym 說，對於natural euqivalence的批評者雖然很多，”Very few of them, however, have taken the trouble to read the foundational texts in detail, or to understand the intellectual climate of the decades in which the sub-paradigm developed.” (Pym: 23) 如同老師也常常在上課提到的，我們應該要注意到某個思潮在那個時代所扮演的角色。Pym 用到”intellectual climate”的確讓我觸動了一下。是啊，在某個時空，某些思潮累積著前者而在當時走到高峰。若沒有這些高峰，我們是不可能有現在的談論基礎的。
再回到有關equivalence的各種討論。Pym提出幾個我以前沒想過的觀點：一是等值理論通常是暗含方向性的。也就是通常是由原文流向譯文。二是等值討論原來是有歷史條件的。在印刷術普及之前並沒有所謂定稿的原文，何來等值的基礎。三是等值的二分法多少是一種西方的預設傳統。二分的等值論雖然是永無止境的論爭，但卻也從未斷過。向我們課堂上的討論不也是經常直接以「歸化」「異化」/「直譯」「意譯」來表達我們想說的某種翻譯策略。看了Pym的整理，我倒是有一種感覺，也就是這兩種方向在各家的討論之中其實並非對立的兩級，而是同樣是相互補足的。如E.A. Gutt 即認為，每一個篇章都應該有自己的等值理論，因此，所有理論提出來的原則基本上都明顯不足(Pym:35)。但不論怎麼說，追求某種程度的equivalence似乎是譯者心照不宣的方向。
Gutt提出的例子雖然是為了要強調context 和implicature，可是他的”direct translation”和我們中文語境下的「直譯」有很多的不同(礙於篇幅就不寫啦)。換句話說，西歐語系的語法結構是環環相扣的，所以貼著句構就差不多是貼著字。而中文光是在這樣的層次上就可以分為兩大類，一是以中文慣用句法譯之，二是貼著歐語句法譯之(不知道為什麼 我們也都可以大致看懂歐話句法)。但中文句構也很彈性，所以可能性更多。那麼這些都叫直譯嗎？
翻譯理論會歷經很多辯證與修改，閱讀理論時，不能以單一真理視之，而必須放到context 裡了解，如理論是在什麼年代提出的，還有當初為什麼會被發展出來，以及是否有特定的文本對象等等。首先，時空背景以及可得的科技就會讓某個時空的人們對於翻譯有特定的看法，如中古世紀的人可能對於語言就有階級性的認知，將聖經的希伯來語、希臘文視為最神聖的語言，拉丁文次之，各地的方言又次之，這種看法從而影響了翻譯的方向，以及翻譯策略的擬定，而在印刷術尚未蓬勃發展、手抄本仍盛行的年代，人們對於版本跟「單一原文的神聖性」，也會有很不一樣的看法。此外，理論的辯證也是因應理論家當時的時代背景與思想潮流，例如「對等」概念的發展可能與結構主義有相當的關連，又或者是 Nida 跟 Gutt 對於 dynamic equivalence 的看法歧異，可能是特別針對聖經而言。理論的重要性不在於提出單一權威規範，而是理論家與時代以及其他理論家對話後的多元產物。
雅齡
弗美爾目的論主張即凡任何形式的翻凙行動，都有其目的。譯者根據「任務」行事，任務能否完成，取決於譯語文化而不是原語文化。但一般而言，文學寫作常沒有目的，後人的翻譯應該是因為譯語文化差異及出版商意識型態賦予了翻譯的目的。 這樣看來，目的論又跟後來文化學派很有關。 但有時文,學寫作也有其教化目的。舉例來說，法國十七世拉封登 （La Fontaine）的動物詩歌寓言，針對十七世紀敗壞的法國人心風氣，所發出的道德諫言。靈感得自伊索寓言、印度寓言，十三世紀法國瑪麗之動物寓言，以動物性格暗喻人性，為法國古典文學的高峰成就之一。後來在各地都有這類的寓言，或是變成散文，或是更改了其中寓意，或是改寫成兒童讀物。這些都是受到當代的譯語文化及出版意識形態的影響。伊索與拉封登應該沒想到動物寓言可以這麼有民族性。
希樺
Pym將同屬「對等典範」（equivalence paradigm）之下的眾多理論分為兩派：natural equivalence 與 directional equivalence。前者認為語言對等無方向之別，亦即A語言與B語言不論以何種方向轉換，都可達到對等；後者則認為語言對等是單向的。而正如同Pym所說，很多對等其實並非譯者所操縱，而是早在當前的翻譯活動進行前，就受到外來文化影響，而且往往是強勢的西方文化，例如一週七天的概念。
第二章有個例子提到「路標」的對等，去年上蘇正隆老師的「筆譯專業實務」，老師舉了臺灣和中國的公共標示，許多例子錯誤百出，以中文語法寫成的英文句子亦比比皆是，新聞也常拿來當笑話看。雙語（或多語）公共標示是為了服務不懂中文的外國人，若以目的論來看，可說完全沒有達到目的，因為譯文對目標讀者來說毫無意義。這樣的現象多多少少也反映了翻譯專業未受重視，承辦者或其委託人不夠用心、敷衍了事。
第四章談目的論，Daniel Gouadec認為翻譯如同一大型方案，參與其中的除了譯者和客戶之外，還有具備術語、溝通等專長的人。此外，譯者亦須請客戶提供詞彙表、平行文本、範例譯本等等。我想，愈是專門的案件，就愈需要這樣的合作，最近讀到慈芸老師為〈學院的翻譯與禁忌〉這篇論文寫的後記，提到翻譯的標準作業程序：「合格的譯者翻譯初稿、雙語審稿（訊息準確完整）、單語審稿（確保可讀性）、領域專家審稿、規格檢查等」，也許某些翻譯公司已施行這樣的管理流程，若臺灣的翻譯界、出版界能建立這樣一套完備的制度，就是非常理想的狀況了。不過，在這樣的制度下，最終掌握譯文成品的究竟是誰？是審稿人員、品管人員，或者譯文會回到譯者手上，再次確認內容？這樣的流程也反應出翻譯已不太可能是譯者關起門來譯稿，然後交稿那樣簡單了，還需要不斷「溝通」，例如與審稿人員溝通、與客戶端溝通。
作者Pym提到theorize的希臘原意是to look at a view，我聯想到這裡所謂的理論，跟模型（model）有些類似。模型（實體或抽象）往往是將複雜的系統簡化，表達其特徵，有助於宏觀的理解。一個複雜的系統可能有許多不同的模型，每個模型表徵不同的現象或者提供解決問題不同的方向，各有其優缺點，沒有絕對的對錯。例如將文本分割為形式與內容，將對等設定為形式對等與動態對等，當然是一種簡化，有其不準確、含糊之處，但是我認為有助於宏觀的理解。「對等」感覺上應該是一個簡單的概念，我過去卻理解不太清楚，經過作者的分析之後，才發現可能是因為這個概念有許多重疊卻不盡相同的看法。有趣的是作者表示，「對等」達到大略的共識之後，就不再是一個核心的概念了（p37）。一個既是基礎（foundational p19）又達到共識的概念怎麼會喪失其核心位置？我想作者大概是指「對等」不再是一個熱門的研究領域。
作者也提到電子文件（網頁、軟體等）更改迅速，既然原文不穩定，何必尋求對等？我想這必須依賴文本類別而定，以作者舉例的軟體而言，某些方面輕微的改變也可能影響系統的操作，對於版本的變革有精準的控制與記錄。又如維基百科，人物與歷史事件的網頁往往經過不同意識形態的用戶反覆修改，但是變動頻繁不見得與對等牴觸，維基百科也保存所有修改的記錄。
Pym在書中不單一描述各個理論，反而將各家學說放到更宏觀的典範範疇下檢視，像他在28頁中所說的「檢視一個理論對翻譯的定義，找出他們所假設和遺漏的地方，通常就能發現該理論的強項與弱項。」Pym先一一概述各個理論的論點和其不足之處，但目的不是批評，反而集合各家學派的翻譯方法，截長補短，讓典範更臻完善。像自然對等的概念在許多人看來或許過於天真理想，甚至有學者大批對等是「an illusion of symmetry between language…」但自然對等其實表現了一般人對翻譯的期待，因此自然對等理論存在是有其社會功用的，第二章最後也提到自然對等的盲點，像是無法套用於新資訊、其背後隱藏的帝國主義和無形中鼓勵了parochialism等等，後面兩點都是我之前沒有想到過的。而下一章介紹方向對等，強調譯者的選擇與操作，我很喜歡Kade的四種字詞對等模式，這四種模式在實際翻譯時常會出現，如果碰到不理解譯者操作方法的客戶，或許可以稍微引用一下理論來和他們說明。還有看來熟悉又陌生的二分法軍團，雖然以前常覺得各種二分法的學說只是換湯不換藥，歸化/異化、動態/形式……等等，但這或許也顯示了譯者最常在其間作抉擇的兩大方向。
Pym在第二章結尾提到，自然對等的前提是假設所有語言的表達能力皆相當。如果有一種語言本身的表達能力不如另一種語言，那麼這兩種語言之間的翻譯就無法全部保持自然對等。或許是出於禮貌，也或許是因為缺乏資料，Pym並沒有舉出實際的例子，因此我想趁這機會提供一點資訊。
南美亞馬遜河流域有一個叫做皮拉罕（Pirahã）的種族，其語言皮拉罕語正瀕臨滅絕危機。研究皮拉罕語的美國學者Daniel Everett宣稱，這個語言的句法無法建立巢狀遞迴結構（也就是說，子句裡不能再包含子句）、色彩詞彙只有亮暗之分、無法表達三等親以上的親族關係、沒有準確的數字而只有多與少的區別。跟一個這樣的語言，要如何翻譯？Kade提到過一對零的狀況該如何處理：語音的缺口可以忽視、詞彙的缺口可以用借字來彌補。但是超越語法極限、超越思維極限的概念該如何轉換？
這完全不是新問題。漢語也不是打從一開始就能說「我聽到你告訴他說你不知道他跟我說了什麼」這種句子的；直到現在，外文也仍然一再挑戰、破壞漢語的極限。人類的所有語言很有可能都走過相同的路，為了翻譯而創造新的對等。如此一來用對等（不管是自然對等或定向對等）來定義翻譯便有悖於時間順序。Pym在第三章後半提到他認為對等是信念架構，不該是翻譯的中心概念，大概就是這個緣故。當然，我們並不能因為蛋生雞，而將雞生蛋斥為本末倒置；實際上對等也創造了翻譯，至少在相信對等的譯者筆下是如此。如果這門學科叫做對等研究，那麼反而就變成「翻譯是一種幻象」(Translation as an Illusion)了。
Pym於第三章介紹的「目的論」某種程度上頗為貼近翻譯實務。
首先，譯者有時的確得視譯文需求或功用，適度重新編排原文內容。猶記得碩一時，慈芸老師將當時甫出版的Peter Newmark翻譯教程中文版作為教材，但由於原文所舉例子多半為歐美語系，缺乏中文範例，若完全忠實迻譯便難以在課堂討論中產生共鳴，於是老師根據原書第二部份編譯，增添中文翻譯的要點，還另行編寫一本翻譯習作，收錄各類題材的文本，這些皆可謂相當典型的「譯者行為」（translatorial action）。
另外，若任職於翻譯公司，由於多了客戶至上這項關鍵外部因素，因此譯文導向的特色就更為鮮明（呼應原文4.6第四點），此時譯者的角色與決定往往不再重要；自己在萬象實習六個月後，對此有深刻體悟。實習最後一個月，公司接下某旅遊網站的英譯中大案子，幾位審稿員連日趕工，辛苦交了差，豈知客戶拿給外部審稿核對後，認為特定字詞不夠「精準」，看了他們的回饋意見才明白他們十分重視字詞的「形式對等」；雖然後來請碧珠老師針對每項「錯誤」予以詳細回應說明，但該客戶僅少數接受，泰半仍堅持要審稿員修改，而公司站在尊重客戶的立場，也莫可奈何。
最後，我覺得「equivalence」及「purposes」的理論並非完全牴觸，僅是出發點不同而已；進行翻譯的當下，譯者若企圖追求自然或定向對等，未嘗不能視為一種「目的」，只不過譯文的最終樣貌，則會隨著情境不同而有所改變。
Leo
我認為Pym這本書寫得相當平易近人，而且將各種理論以最簡潔有力的方式歸納統整，讓讀者輕易看出每種理論（或paradigm）之間的關聯，對於一個翻譯研究所的學生來說，實在也可說是「釋義版聖經」了。看過Pym的書，讓我對於碩一所接觸到的理論又有更多認識，當時讀許多原典，總因為閱讀能力不佳而不甚了解學者的要點，往往懵懵懂懂又欲圓其所說，解釋得很心虛。而Pym書中把一些學者之間的批判解釋清楚，讓我發現，有時候學者之間也會發生理解不「對等」的現象，如Snell-Hornby一見到「equivalence」，便批判兩語言間根本沒有對稱（symmetry between languages），但提出此術語的學者如Vinay and Darbelnet並沒有這個意思（10）（不過後來Pym（20）也為她解釋，也許她所批判的正是自然對等所為的「功能對等（symmetry of functions）」，如此就有打到痛處了，如Kinran舉的例子可看出，各種語言的表達詞彙並不對等）。學者之間的筆戰也可能是雞同鴨講，有此體會，更讓我覺得閱讀理論的時候必須小心為甚，批判也必須要正中紅心，若不同理論對彼此理解不對等，無法站在同一個平台上討論，那也只會各說各話，不了了之。
Leo - 2
Pym提到directional equivalence的方向性，我以前沒有想過，也帶來了不同的思考。雖然「譯文要和原文對等」在某種程度上相當天經地義，但有趣的問題是，如果原文也不是原文呢？如果TT對應的是ST，但在ST之前還有所謂的ST’，甚至ST”，如此這般追溯下去，便會讓人覺得，是不是永遠也無法跟原文對等了呢？此外，如果ST”到ST’之間的概念有所落差，而ST’到ST又有落差，那麼我們根據ST所翻譯的TT，縱然企圖與ST對等，但概念上與ST”可能也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啊。單就「對等」角度來看，大概會讓譯者產生恐慌吧。不過在文學創作上，ST大致沒有往前追溯的空間，但很多其他類的文類（如新聞），就很有可能是天下文章一大抄，這情況下，譯者到底該怎麼翻譯呢？
Leo - 3
自然對等的定義，是指兩語言相會互譯之前，該語言便已存在的語彙用法。這樣的說詞，在現代已經無法適用了。Pym說得好，很多我們現在認為的自然對等，很有可能在以前都是單向對等（30），因此Pym提出對等理論的歷史性是相當棒的觀點！翻譯會豐富我們語言的使用方法，雖然許多語言學學者還是會憂慮「中文西化」的現象，但這仍是不爭的事實，從一個小時代來看，我們無法確定哪些語法會留下，哪些語法會消失，我們也許可以避免奇怪的語法，也許也可以樂觀其成，經過三五十年，方能看出哪些語法只是一時之間的潮流（fad），哪些能夠成為新的中文。另一方面，因為資訊發達，有越來越多新的名詞需要翻譯，而這些單向翻譯而來的名詞，往往也無法盡善盡美，讓每個人所接受，卻已成為約定俗成的翻譯方式；或者是各家堅持自己的翻譯方法，無法統一譯名。這樣的情形，是否需要由每個領域來統籌意見，討論出最終定版的譯名呢？比如簡單來說，光是「理論家的人名」就有所爭議了，我們究竟要以原語言發音來音譯，還是已受到英文影響的發音來翻譯呢？
我很喜歡這禮拜的指定閱讀，這顯然就是一本以教學為目的的理論書，每一章都會有固定專節或專欄，列出理論重點、理論遭遇的質疑以及作者使用的參考書目，這對學生相當有幫助，雖然是以教學為目的，但可以看得出來，內容寫作非常用心，絕非資料拼湊而成。此外，Anthony Pym的寫作方法非常投合我的歷史癖，雖然他也是以理論流派為主軸開展全書的寫作，但他非常著重說明理論演進的思想脈絡，而不只是單調地介紹其中的重要論點和學者，從Pym的論述，我完全可以理解西方不同翻譯理論之間的傳承與超越關係，最可貴的是，Pym不會武斷地批評早期理論已經落伍，而是從整個理論發展歷史的角度，肯定其價值，我非常欣賞這點，欣賞到開始覺得Pym應該也是唸歷史的。另外一個有趣的點是，Pym在Purposes這章提到功能學派理論家之間的地緣關係，他說因為人類學家Gohring也住在Germersheim附近，所以翻譯理論才有機會引進文化的觀點。不知道為什麼，這段描述會讓我聯想到一群學者在酒足飯飽之餘，一邊剔牙一邊開講的畫面。
看了前四章介紹的理論之後，我深覺一個理論提出的背景因素遠比理論本身來得複雜，撇開最重要的時代和社會環境因素不講，光是理論家自己看待翻譯的態度和接觸到的翻譯類型，就會對其提出的理論產生決定性的影響。像是Newmark批評Vermeer的「目的決定方法」論根本無視翻譯品質或翻譯精準性的粗暴理論，紐老說翻譯是一種追求Truth的崇高活動，所以精準應該是必要條件。我想紐老所說的「翻譯」，應該是指經典翻譯或學術翻譯等需要嚴肅以待的翻譯類型，如果他接過翻譯社的IT件，或遇過TM爛到不行但客戶要求全部follow的案子，他肯定不會這麼說。相較之下，Gouadec這個法國翻譯教師 (translator trainer，如果譯成「譯者訓練師」，會感覺譯者好像是小狗或海豹之類的東西) 的說法就比較符合業界現況，與客戶的事前溝通和團隊合作才是最重要的。而Vermmer等人將譯者視為做出翻譯決定並為此負責的專業人士，感覺起來也是非常學院派的說法，這是理想狀態，但在現實環境通常不是如此，除非你是賴明珠之類的大牌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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