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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Munday, Ch. 8 - Introduction to Translation Studies

#13 Munday, Ch. 8, “Gender and Translation” by Luise von Flotow in Kuhiwczak
& Littau’s A Companion to Translation Studies (2007): 92-105.

9 意見:

明哲 提到...

90年代翻譯研究文化轉向的嶄新思潮,一部份表現在孟加拉學者Spivak於1993年出版的《Outside in the Teaching Machine》一書。該書堂堂端出「翻譯的政治」這道大菜,從女權主義、後結構主義及後殖民主義等指涉文化內涵的視角,檢視「權力」如何「操控」翻譯活動。Lefevere認為贊助者的意識型態與譯入語文化中的主流詩學(dominant poetics)狼狽為奸,義正辭嚴地介入翻譯活動,牢牢將原文(譯什麼)、譯者(誰來譯)、譯文(如何譯)、與翻譯文本在譯入語文化中的「功能」(譯文為誰服務)玩弄於股掌。在他的詮釋下,翻譯可視為不同面向的「改寫」(rewriting)。例如,來自楓葉國度的Barbara Godard聲稱女性當自強,不計形象、粗暴地對文本施以「女性操縱」(woman-handling);L. von Flotow說服女性主義譯者要狠狠「劫持」(hijacking)原文,「打開雙腿(不再是溫柔地撩開裙子)」寫歷史;印度猛女Niranjana在攻擊西方殖民霸權時,暢談翻譯不外乎是一種「傳輸霸權機器」(hegemonic apparatus);巴西食人族理論甚至要飲其(原文、殖民者文化及語言)血、啖其肉方解心頭之恨!這些令人眼花撩亂的齊鳴百家,說穿了,都應回歸Snell-Horny所說,「翻譯不是語際轉換,而是跨文化轉換」。不甘心的譯者們從文化角度控訴並抵抗來自霸權/殖民/父權主義的宰制,希望重塑自己的身分認同。這當中,「權力」給我的印象極深。譬如,共產蘇聯為了拉攏亞洲鄰國,不惜大量譯介亞洲文學以博得這些國家的好感,藉機推銷馬克思無產階級思想;二戰後美國占領者為了「再教育」西德人民,使之「去納粹化」,引進大量西方翻譯書籍以推廣「民主思想」;六十年代美國幾個大出版商「精選」翻譯了谷崎潤一郎、川端康成、三島由紀夫等三位日本小說家的作品,以溫婉雅緻的翻譯語言抹去戰前日本窮兵黷武的形象。這類「文化支持」在冷戰的溫床中得到極度滋養。換句話說,文學系統外的贊助者某種程度而言凌駕了文學系統內的詩學和意識型態,並直接賦與了翻譯文本的「任務」。聽起來既荒謬又可悲,卻忠實地反映出現代世界殘酷的遊戲規則。難怪Spivak對西方女性主義者那套「將第三世界的女性文學譯入主流西方語言(英語)」的說法如此恨之入骨。話雖如此,這個世界本來就不是平的,過去如此,現在如此,未來亦復如此。第三世界(或相對弱勢的文化圈,如東亞)文化工作者經常面臨的兩難,就像張藝謀(《英雄》)或李安(《與魔鬼共騎》),經常必須做出困難的決定,而且很可能慘遭本國或母國文化工作者的無情批評。但我想時代至少是朝著正確的方向緩步前進中。無論如何,從Zohar的多元系統論一路延伸下來的西方翻譯理論提醒著我們「文化」所扮演的積極角色。身為一個人,你就是無從選擇地屬於一個或一個以上的文化系統。其間刀光劍影,撲朔迷離;作為一名譯者,真正有趣的地方不就是在這裡嗎?

希樺 提到...

Munday第八章從文化、性別、意識形態、後殖民主義等角度探討翻譯,看到書中舉的例子如委婉語、同志用語等,還滿好奇台灣有沒有類似的例子?Simon為了彰顯女性角色,特別注重語言層次的性別標記,如法文auteure譯作auther而不作author,其實中文也有類似的標記耶!例如我們平常說「警察」多半指男性,「護士」多半指女性,他們是“unmarked”,而「女警」、「男護士」就是“marked”,雖然知道這樣的標記有問題,但有時候自己說話也會不自覺陷入這套系統裡。在後殖民翻譯理論Spivak提到translatese這個字,網路上查到的意思是「翻譯腔」,弱勢語言(如第三世界文本)譯入強勢語言(如英語)時,如果都採translatese,原文的獨特性就被抹滅,有可能導致巴勒斯坦女性的文本看起來與臺灣男性的文本無異(順帶一提,讀Munday這本書好像第一次看到Taiwan出現)。Spivak認為操強勢語言的女性主義者應該要學習弱勢語言,否則譯者為了讓譯文容易閱讀,便有可能過度同化來源語。Spivak的論點讓我從不同的角度看翻譯,以前總覺得翻譯是溝通的管道,可為人們帶來助益,沒想到,其實也可能有負面效果呢!我十分同意von Flotow在Gender and Translation文中提到的: “Translation is always a representation, always a performance of another’s author’s work, and hence, is invested with power.”
另外一個有趣的問題是,女性作家的作品由女性譯者翻譯,一定會比男性譯者合適嗎?而男性譯者就只適合翻譯男性作家的作品嗎?以小說為例,也許可以先討論:小說是否有性別之分?女性作家筆下的女性,是否就比男性作家塑造的女性更成功、更合於現實?不可否認,大多數的女性作家以自身經驗描摩女性,的確比男性作家更出色,但也有不少男性作家以女性為小說主角,將女性內心的情感描繪得細膩生動,如Michael Cunningham的The Hours (《時時刻刻》)、Khaled Hosseini的A Thousand Splendid Suns(《燦爛千陽》,中譯本為女性譯者);同樣地,女性作家在其小說中呈現的男性主角,角色塑造也不亞於男性作家。用這個邏輯推想,譯者應該沒有性別限制吧?如同Simon曾指出:「在傳統的等級制度下…女性作者的女性譯者和男性作者的男性譯者都被同樣的權力關係所約束;必須加以顛覆的乃是翻譯與性別建構合謀的過程。」(吳曉黎譯自〈翻譯理論中的性別〉)。我觀察了一些翻譯小說的作者和譯者,沒有明顯的性別分野,也許這是可喜的現象。

繩上舞者 提到...

翻譯討論擴及文化轉換、歷史政治背景、意識形態之時,翻譯學者的研究範疇增廣了。但是對於譯者而言,有些什麼正面的意涵?譯者除了理解到翻譯會受各種控制因素影響,能不能像一些女性主義者,毫不遮掩將自己的意識形態注入譯文?會不會因為翻譯也是一種改寫而手中增加了一件利器?

說到控制因素,我想到賴聲川的《寶島一村》在大陸公演,據報導大陸方面沒有提出任何限制,但是劇組人員考慮到觀眾的感受,自動刪改少數敏感部分。這是屬於哪一種控制因素?(結果演出十分成功。)

在現代社會,假如女性主義者或是同志想要改變社會大眾的態度,藉由翻譯書籍會是有效的方法嗎?或許影視媒體的影響力要大得多。

既然翻譯可以討論的範圍遠遠超乎語言層次,可以包括文化、歷史、政治、社會等各種層面,翻譯批評是否也可以變得有彈性?我的意思是譯評可不可以寫得像書評?據報導,部落客「酪梨壽司」的書評因為分析生動幽默,因而引起讀者廣大迴響,甚至影響書籍銷量以及圖書館借閱量。翻譯批評是否也可以寫得通俗有趣,引起一般讀者的迴響?

Amy 提到...

Simon說對女性主義的翻譯而言,忠實既不是對作者,也不是對讀者,而是對作者與譯者都參與其中的寫作方案而言 - 這到底是對甚麼呢? 作者摒棄了女性的存在,而女性主義的譯者運用增補、加寫前言與註腳,以及劫持的翻譯策略讓女性在語言中清晰可見,其實根本就不談忠實,Simon之所以特別要提到忠實,應是從翻譯是「不忠的美人」的次等地位來談,只是覺得這個「寫作方案」還真抽象,應是指意識形態生成、轉換與完整化吧 - 不過,這樣說一點也沒有變得實際些啊。

Bassnett與Trivedi說翻譯在殖民時代的權力結構運作之中,寫下的是一段可恥的歷史。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權力關係極度不對等,霸權壓制弱勢,殖民者為著文化改造、重建意識形態的目的,求助於翻譯,讓翻譯的需求與重要性都提高了,但因為目的的不公平,連帶地使翻譯受到了批評。這段不光彩的翻譯歷史讓殖民者接觸了殖民者提供的現代化思維,也受到了殖民者的思想、文化的制約。在想著好與壞的同時,我想到了寮國龍坡邦這個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的城鎮,他有大廟有宮廷,有法國殖民色彩與本地文化融合的建築,這讓他成了世界文化遺產,讓龍坡邦成了著名的觀光景點。殖民時代的不光彩歷史,帶來了文化融合的特色,成為了經濟命脈,對歷史的評價可留待後人說,但歷史的任務已然交代 - 那翻譯能不能說也是達成了它的時代任務,不可恥吧?

Denise 提到...

翻譯研究範疇擴及到了文化、性別、後殖民、意識形態、甚至是酷兒文本,議題多了,譯者的考量自然也更加複雜。翻譯的確和文化脫不了關係,文中提到費茲傑羅譯的魯拜集、安妮的日記等等,可以看出譯本已經不只是由譯者一人所操控,還得進一步擴展到政治、文化、意識形態等考量。

其中Simon強調由性別角度來翻譯,堅定的指出要在女性主義翻譯這項政治行為中,加入譯者的意識形態,讓語言替女性發聲,提高女性的可見度。她提出的一個方法是加入語言性別標誌,老實說,讀到這邊有些覺得這派說法有些雷聲大雨點小耶,一個文本中能操作的語言性別標誌有多少?即使成功操作了,他的效用又有多大?是否真能達到女性主義者藉由翻譯「替女性發聲,提高女性的可見度」的目標呢?或許要拿實際文本來實地分析操作,才能看出效果吧。(還有上面Amy提到的寫作方案和忠實的關係,我也覺得十分抽象,先提出這個概念究竟對她女性主義翻譯的論點有什麼幫助?)

後面Harvey提到的同志語言問題,我認為這部分譯者的語言選擇和意識形態相對的有影響力,因為關於同志身分的語言標誌無論是消失還是變的貶損,對文本的影響都很大。可能把性別納入翻譯討論範疇時,也要針對特定主題的文本吧?這樣語言性別標誌的操縱才看得出效果?

Chris 提到...

I think the point of stressing "fidelity to the translation project" is more important than Munday's brief quote would suggest. As I understand it, if the translator considers herself free to take liberties with the words of her author, and also free from the demands and expectations of the reader, then translation for her becomes an act of self-expression. To be "faithful" to the translation she is actively creating means that she can write in a way that is natural to HER, unimpeded by social mores or patriarchal conventions. It is a sort of self-translation, in which the writer uses the translation of another's work both to assert her own values and to challenge the values of her readers. It is also a kind of role reversal. Often, translation is seen as a sort of passive act in which the text imposes itself on the translator, while reading is an active task in which the reader engages with the text. By being faithful to the translation project, the translator actively imposes her own values upon the text, which the reader then has to passively accept (because he has to rely on the translation to derive meaning from the original work). Fidelity to the translation project is thus an overt challenge to the restrictions imposed by culture and language.

I'm intrigued by what 希華 said above--I never realized that Chinese would make distinctions like 女警 and 男護士. I remember being taught by my professors at the 國語中心 that 他 and 你 can be used to refer to people of either gender, but I wonder how widespread this kind of "gender neutral" usage might be. I also wonder what a feminist translation project would be like in Chinese, and how a translator would deal with the challenges of gendered language. In English, there's been a recent trend to replace "he" or "she" with "they," in spite of the problems involved ("they" is plural, so what unnamed third party was left without an identity? The male? The female?). I wonder that there haven't been more attempts like Simon's from feminist linguists; surely they could devise a new third person pronoun that could be applied to both genders?

So many things to consider every time when translate an UT--makes your head spin, doesn't it?

Kinra 提到...

這一章剛好是我大學時候修的翻譯研究課主軸,所以來到這裡我反而說不出什麼感想了——當年在課堂上想到的一些反論,都已經(從我自己或其他同學的口中)說出來給老師痛宰過了。而我個人是覺得,翻譯走到巨觀的文化研究去確實是主流路線,也當然不是錯誤的方向,只是對於眼睛放大倍率比較大的我來說,翻譯研究好像就這麼飛到外太空當人造衛星去了,把我留在地表上,所以我暫時還是先看看自己周圍的小議題吧。
  前面繩上舞者剛好提到了一個問題:我們能不能應用這些翻譯與文化研究的理論,「毫不遮掩將自己的意識形態注入譯文」?我想,我們可以不把自己遮起來,但別人還是不見得看得見我們。我們可能自己依循這意識形態而隱身,也可能是遵守老師的指示而習慣隱身,甚至面臨出版社或評論家的壓力而被迫隱身;就算我們不當隱形譯者,也不見得會積極的在譯文當中傳達「這就是我某某人的意識形態」,或許我們會寫在譯註和譯序裡面,那樣還比較方便,問題是讀者不一定會讀。也就是說,就算我們想要「毫不遮掩」,但人家未必想看,我們也不能逼人看。(畢竟作者都已死了,譯者也不好賴活著。)可是相反地,就算我們再怎麼遮掩,意識形態還是會注入譯文,只是我們有沒有意識到這注入功能何在罷了。
  就不拿政治、性別之類議題舉例了,比如說我可能對於語言學習有某種定見:假設我堅信中文的語法應該保存,不能讓西化句法亂了中文,翻譯小說的時候我可能就會把原文所有落在句尾或夾在句中的"I said."調到句首作「我說:」,這麼做可能會讓整個段落的句序與焦點跟原文大不相同(尤其是「我說」旁邊還有一大串子句片語的時候),但我不管,保存中式句法要緊。我可能只是個性頑固,不這麼翻不開心,那麼我就每一本小說都這樣翻,也不特別說什麼,讀的人或者懂了我的本意,或者以為我背離原意亂翻;但我也可能是想推廣這種風氣,那我就在出書的時候,藉由各種管道大肆宣揚一番,讓大家知道我調句序是有利可圖的,原意有漏則不過是其成本。如果是這種程度的操縱,我想即使在現代的翻譯價值觀底下也大有可為吧。

Kinra 提到...

As for the questions about pronouns Chris mentioned, I think the gender neutral usage in Chinese is quite widespread, as it is the original usage in classical Chinese. "她" and "妳" are inventions to meet the translation needs. (I feel that this is somehow ironic because now we are pursuing the reverse.) In English, as far as I know, there have been proposals to use the vaguely-sounding "'e" or just create a new word like "ze". I thought the idea of "'e" was nice, but apparently it didn't get popular.

Leo 提到...

「現在習以為常的事,並不代表它是對的。」
前陣子和朋友討論某些議題,對這句話開始有些反思。現有的制度不一定是對的,現有的法律不一定是對的,現有的價值觀不一定是對的......。因為對現況有所反思,才會有更多變革的可能。我們這個世代所處的環境,很多事情是前人努力的成果,有時候就會覺得習以為常,沒什麼大不了,像是「性別」「種族」議題,不過看了von Flotow的文章,我也才發現自己只是通過了first gender paradigm的測試,對於文中的second paradigm,仍是所知不多。我想我該覺得幸運,能在這樣學習環境下接觸各種不同的思維吧,所以我覺得性別、種族差異本來就不該有所歧視,只是這種思維在社會上可能仍受到壓迫,要如何改變社會現象,究竟要靠新血邁入社會進行教化,還是要讓現在「老一輩」改變他們固有的想法呢?
以上這段只是個人抒發,跟翻譯好像沒什麼關係?稍為回答一下Chris的問題好了。「你」和「他」在中文中本來就是兩性通用,不是新鮮事,後來出現的「妳」和「她」,出處似乎也不詳,大多人可能把「女旁」部首的人稱歸於女性主義的崛起(可能交給所長解答?),或是為了跟從其他語言(西方語言,如英文的he/she)而做的改變。有趣的是,西方女性主義努力抹煞人稱性別意識(以he指人→he/she→they)的同時,中文卻分化了。弔詭的是,從中文來看,「人」字旁的「他」表面上並單指男性,為什麼需要分化?由此可見跟這此文本中提到的「ideology」有關。從性別研究角度來看,「妳/她」是提高女性意識,還是加深性別歧視的意涵?以「你/他」代指所有人的情形,究竟算是父權主義的遺毒還是抹除性別的做法?我個人喜歡使用「妳/她」只是為了做為區分,並不考慮意識形態,然而現在性別已經不是單純的男女兩種,這種分化似乎又不適用了:不能因為使用方便,所以就認為是對的。是吧?
上段結論也能接到希樺提到的性別標記。我們對職業的刻板印象,使得這些職業名詞都隱含有性別意涵。我個人一樣覺得這些標籤會帶來什麼差別待遇,但從宏觀的角度看起,研究學者還是會覺得這背後都有某種操作(反而讓我每次看到「操作」都有一種罪惡感,彷彿這是錯誤的行為)。我認為,語言只是反映了社會現象,警察/護士之所以會有隱性性別標記,只是因為前者多半是男性,後者多半是女性,我們自然會在看到這些字眼的時候產生性別投射。這樣真的是有問題的嗎?我覺得有問題的應該是職業的階級吧,醫生感覺比護士階級大,於是傳統醫生的「男性」標記和護士的「女性」標記才帶來權力問題,女醫生象徵女性權力崛起,男護士就像徵男性權力式微。這樣看來,似乎是性別-職業-權力三者的掛勾導致性別議題。那最後,最安全的做法還是把性別字眼去掉吧,逼迫讀者思考、放棄刻板的性別標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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