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TNU GITI BLOG: #9 Skopos and Commission in Translation Action

#9 Skopos and Commission in Translation Action - Introduction to Translation Studies

#9 Skopos and Commission in Translation Action’ by Hans J. Vermeer in Venuti
(2000): 227-38.

8 意見:

明哲提到...: 為了解答「何謂好的翻譯」，Vermeer提供了另類的思考邏輯。我對她的理論最感興趣的地方就是，她雖然反對「忠實」為翻譯行動的唯一準則，卻並不認為「忠實」不能是翻譯的目的之一。也就是說，Vermeer提倡的「目的論」基本上是採取一種比較寬鬆模糊的策略，藉著闡明「翻譯=行動=帶有目的」這個中心思想，提醒我們所謂最好的翻譯，就是「成功達成翻譯目的」的翻譯文本，包括「忠於原文的翻譯」在內。我不禁憶起譯壇大腕林紓先生與嚴復先生的遭遇。他倆最為人詬病之處，正是犯下所謂「不忠於原文」的滔天大罪。林語堂曾嚴詞抨擊嚴復的翻譯是「胡譯的極端」；而五四運動學生領袖之一的傅斯年甚至斥之為「不曾對作者負責任」。幸好Vermeer的目的論為這兩位苦主開啟了申訴管道，讓我們得以重新檢視「目的」在「翻譯行為與過程」中所可能扮演的積極角色。

說起來，嚴復的翻譯目標明確之極。譬如《天演論》每篇譯完後，嚴復常撰文發抒己見，說明自己的政治主張。他能盱衡時勢，為了救亡圖存，解決封建中國各種弊端，而致力於譯介西學。誰敢說他的「目標」不遠大？「目光」不高遠？他在《天演論》譯例言裡曾這般自責：「今是書所言，本五十年來西人新得之學，又為作者晩出之書。譯文取明深義，故詞句之間，時有所慎倒附益，不斤斤於字比句次，而意義則不倍本文。題曰達旨，不云筆譯，取便發揮，實非正法。」嚴老先生如此自謙的「非正法」，從Vermeer的理論角度觀之，難道不是一種為達目的而採取之翻譯手段？無怪乎有人將嚴復的譯文視為「譯、評、釋、寫的雜糅」（黃忠廉，《中國翻譯》，1998）這樣一來，嚴復「不忠於原文之罪」總算獲得平反。

另外，我在思考文本藝術性的本質的時候，想到前幾天到師大美術系德群藝廊，參觀陳鏘旭先生的〈黑夜白晝〉個展時，他在入口處的個展序言裡，明確地告訴觀者，雖然藝術之所以成為藝術不一定是為「美感」而存在，但他的個人自覺卻是：「作品若不具備美感，便不成為藝術。」這正呼應了Busch所說，「美學本身也可以是藝術作品的功能」。當然，凡事都要講究功能實在有點掃興，也破壞了詩意，不過就譯論譯，或者就藝論藝，對於隱身幕後的翻譯目，從事翻譯工作的我們是否更應有所自覺呢？; 2010年4月20日晚上10:43
Amy 提到...: 我看Vermeer的這篇文章，看得還頗有興味的，因為有好幾句就只是在說明一個詞兒，但正的講、倒著說、拆開談、回過頭看，乍看頗有點理論的深沉，細想後，不可否認Vermeer是有在闡述理論，但我也我懷疑Vermeer是忍不住地玩起文字遊戲了。例如：
1. Any form of translational action, including therefore translation itself, may be conceived as an action, as the name implies.

2. Experts are called upon in a given situation because they are needed and because they are regarded as experts.

3. A source text is usually composed originally for a situation in the source culture; hence its status as “source text”…..

說Vermeer玩起遊戲，是我覺得Vermeer應該是個幽默之人，瞧他說著：「現今實務上的做法，都會將翻譯的任務說得清清楚楚，如：請把這個文本翻出來！」好笑。

Vermeer說道目的論給了原文文本地位一個新的概念，他是有提到原文文本是翻譯委託/任務的一個組成份子，是譯作之各階層相關因素的基礎。但這是新的概念嗎？以前不也都當原文文本是翻譯的基礎嗎？想了一下，應該是指翻譯的早期階段，那時原文文本是至高無上的，是譯文的唯一參照、唯一變因。不過後來的幾個理論，也都陸續加入了影響譯文的其他變因，所以，目的論帶出的此一原文文本地位，應說是同1960年代之後的概念吧。

Vermeer 說專家的責任，說專家在社會上與其他角色的互動，說專家要能知其所以然，也要能說得出所以然。目的論將翻譯放進社會場域來談，談翻譯行為，因此，就連談起譯者的專家角色，也連帶地從靜態帶到了動態，帶出譯者的行為及功能了。

目的論的批評之一是作者為文、譯者譯文並不一定要有目的，批評者是就文學、藝術作品來談。Vermeer是舉出了好些反證，其中之一是說到文學作品還是有為了出版，或許為名為利的目的，我覺得這一點倒不如不說，說了就又變成批評者可攻擊之處了。其實，就文學作品而言，作者可以是有不為別人、不需要有成就何事的目的，為文僅在發抒己見；而讀者在閱讀時，也不必然要有特定的目地 ﹙雖然講起來「想看看」也算是個目的 — 「目的」：想看看，「作法」：看看，「結果」：看了！﹚，而在閱讀的歷程中，或許有了啟發、受了薰染，使得原先不存在的目的，在行為過後，反而有了結果 — 那麼，Vermeer說任何行為都有目的，其實是不是可換個說法、角度，說任何行為都有個結果？這樣是不是可以解決掉大部份的批評？如果將這個目的論論點中的「目的」都改成「預設結果」，是不是也說得通呢？—— 根據翻譯的「預設結果」，選擇翻譯方法及策略，得到「預設結果」的譯文，就是適切的、達到功能的譯文 (translatum)？？？

最後，有一小小點要說一下。Vemeer有寫到Manttari 批評所謂原文跟譯文「功能一致性」的一段說法，Manttari舉了樣本解剖的例子，提到解剖刀，說到切開後的發現，這個例子說明得不算清楚，可要再多想想時，腦子裡就得要給這個樣本來個清楚的形體——大體，哇！再切下去、看進去 —— 請學者們舉些適合想像、畫面怡人的例子啊！; 2010年4月24日下午5:25
希樺提到...: Vermeer在文中除了闡明自己的論點外，也花了些篇幅回應各方的反對論點，讀到那一段好像在看一場辯論，看Vermeer如何抽絲剝繭，找出對方的漏洞，加以各個擊破，感覺很有趣。

Vermeer非常重視target culture，他提到“Language is part of a culture”，一般說來，原文作者在創作時一定是以source culture為背景，不會考量target culture，譯入TL時，譯者便成了文化中介者。我在大學時曾修過「語言與文化」，課堂讀到的很多例子都告訴我們語言和文化其實密不可分，因此我非常認同“Language is part of a culture”這句話。最近也遇到一個有趣的例子，我們在文史哲筆譯課幫Marko審《幌馬車之歌》英譯，每個人都分派到一小部分，在我負責的部分，原文選了一段鍾理和的《原鄉人》作引文：
「父親敘述中國時，那口吻就和一個人在敘述從前顯赫而今沒落的舅舅家，帶了兩分嘲笑，三分尊敬，五分嘆息…」
Marko的譯文是：
“When our father talked about the mainland, his tone was of one discussing the household of a close family member, a household that had once been prominent and powerful, but now found itself disgraced and fallen…”
我在審稿時很納悶，為什麼英文沒有把「舅舅」翻出來，只寫“a close family member”呢？後來問Marko，他覺得把舅舅翻出來很突兀，慈芸老師也解釋，因為早期台灣社會母舅的地位很大，舅舅是很重要的親屬，當然英文裡並沒有這樣的觀念（從uncle一字涵蓋叔叔、伯伯、舅舅、姨丈、姑丈就可略知一二），所以譯文可以不用點明。仔細想想，若譯者的目的在於讓TL讀者讀起來順暢，能夠理解事情的經過和發展，這麼做的確沒錯，但若譯者的目的在於讓TL讀者接觸source culture，這麼做可能不太適當，因為無法彰顯母舅的重要地位，也許應該照實譯出，再附上註解。; 2010年4月24日下午6:58
繩上舞者提到...: 雖然Vermeer提到「忠實」也可以是翻譯目的之一，也陳述「原文文本······，是譯作之各階層相關因素的基礎」，我猜引用目的論的人，大多是認同翻譯可以不必拘泥於原文，尤其要考量譯入語文化。; 2010年4月25日上午10:40
Chris 提到...: Translation...with a purpose??? What a charmingly novel idea!

In all seriousness, however, I think Vermeer's work is a step in the right direction, as it places more emphasis on the translator, the role he plays and the issues he faces rather than trying to categorize every type of translation.

Vermeer's article makes me wonder about the work of psycho-linguists and the studies done on a translator's thought processes as the translation is being produced. Are there scientifically measurable differences between, say, the way an English speaker translates into Chinese, and vice versa? What kind of understanding, if any, could this kind of work give us about the reasoning behind a translator's aesthetic skopoi? Has there been any research into how mercenary or other pragmatic considerations affect the skopoi and limit or expand the translator's options? Can skopoi be affected by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the translator's gender, and, if so, in what ways? It would be interesting to learn more about such topics, and possibly give us insight into the ways (not always clearly or explicitly stated) that our notion of the translator's role and style are affected by considerations that lie "outside" of the source or target texts.; 2010年4月25日中午12:06
Kinra 提到...: 　　其實我讀到Vermeer說skopos/funtion/intention is assigned/attributed to the text的時候，就發現這可以用來回應反對方的所有質疑，之後他不經意提到subskopoi，這又特別適合用來為文學作品（特別是敘事類）的翻譯目的辯護。不過Vermeer仍然堅持創作文本屬一行為，故而必有目的，我想這大概是他理論的出發點，因此不能退讓吧。（話說回來，實際上我們學生想到「翻譯可能沒有目的」的時候，腦子裡浮現的例子可能是文學作品，但潛意識裡想的大概是課堂作業吧。）
　　Skopos theory的殼，在目前這個階段是蠻適用的。其他領域，如物理學，可能會談所謂萬有理論（theory of everything），試圖全部已知的現象整合在一起，但現象能整合是出於「同一條件下發生過一次的事就會發生第二次」的前提，至於翻譯研究目前恐怕下不了這種結論。Skopos theory避開細節，把解釋的責任轉移給個別譯者（「既然你們是專家，就應該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只提供一個「請記得翻譯有目的」的方針，當然實務上幫助是有限，但相對來說也不會有幫倒忙的狀況。; 2010年4月25日下午2:25
Denise 提到...: Vermeer的翻譯目的論認為，為了要達到翻譯目的，無論是採取逐字譯，改寫的方法，或是任何其他手法，只要能夠達到對翻譯目的的adequacy，實現對譯文的預期功能，譯者可針對翻譯目的對原文作選擇性的保留甚至改寫。目的論對於pragmatic texts無疑地是十分合用，例如廣告翻譯為了達到宣傳效果，得依據目標語文化調整源文中無法引發共鳴的內容；而新聞翻譯則要忠實傳達信息，語言可簡潔但信息務必清楚無誤，我在網路上看到一篇用翻譯目的論來探討中醫藥文獻英譯的文章（附上網址：http://medtrans.tougao.com/UserWork/AllUser/578955/index/Article.asp?ArticleID=58928），其中強調中西醫藥文化概念的差異，可以以目的論作為翻譯指導，採多元化的翻譯標準，以達推廣的目的。

但是Vermeer對文學作品目的論的辯證我仍覺得不夠有力，他提出的潛在目的如避免unrecorded，出版，甚至名利，或許為真，但是無法拿來作為譯者的指導標準或是翻譯手段的抉擇吧？; 2010年4月25日晚上7:35
卡勒提到...: 讀完這篇論文，我腦中只不斷浮現出"Translators are THE EXPERTS."這句話，想來Vermeer通篇不斷強調譯者的專業性，讓我這個翻譯所半生不熟的譯者慚愧了起來，彷彿背負著重要使命，該把「溝通」作為天職一樣（不過也的確應該如此）。

Vermeer以"every action has a purpose"做為理論基礎，簡直像一面牢不可破的盾，能擋下大多學者的攻擊。但畢竟這還是一張過大的主幹，在不同commission下，其中許多枝微末節仍然有待討論。在實際情況下，最後出土的translatum能否為commissioner/translator以外的人接受（比如最重要的讀者），Vermeer並沒有解答，彷彿一切只要commissioner/translator達成共識就完結了。這會不會有一點「自我感覺良好」？尤其是當commissioner就是translator的時候，翻譯目的真的還能有所規範，不會造成"giving way freely to every impulse"的後果嗎？

因此最後，我認為Vermeer若不是過度把譯者理想化，就是對譯者有非常大的期許，不然除了譯者真的有明確的客戶、有明確的規範，「目的」含括的範圍實在太大了，難道「翻好玩的」也是合理的翻譯目的嗎？（當然這完全不符合譯者職業道德，也算是個很無聊的問題吧）

論文中有一段我一直讀不懂："The skopos concept can also be used with respect to segments of a translatum, where this appears reasonale or necessary. This allows us to state that an action, and hence a text, need not be considered an indivisible whole."
不曉得有什麼例子可以解釋？; 2010年4月25日晚上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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