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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Munday, Ch. 9 - Introduction to Translation Studies

#14 Munday, Ch. 9.

7 意見:

明哲 提到...

日前報載中情局前探員透露,2003年美國當局為了漂白備受爭議的伊拉克戰爭,計畫抹黑伊拉克前總統海珊,包括捏造海珊與青少年的「性愛光碟」,然而該計畫礙於預算而胎死腹中。文章打趣地說,這種構想反映出當局對中東文化「毫不了解」,因為「就算海珊真的與少年有一腿,也沒人關心」。這則令人噴飯的新聞讓我讀來毛骨悚然。誠然,透過CNN等國際新聞頻道大力放送,美國在這場實力懸殊的宣傳戰穩居上風,就像曾經被它「妖魔化」的「土匪國家」如北韓、阿富汗等,在所謂民主陣營的百姓心目中的恐怖形象已然定型。美國企圖影響各國政治與學術精英(甚至庶民)的意識形態轉而支持戰爭的司馬昭之心,不言可喻。同理,在翻譯的角力賽局裡,上演的劇碼也極其相似。英美文化霸權與主流意識形態左右著西方翻譯市場的消長,造成不均的文化價值傾斜。

Venuti抨擊二戰以來,因為英美文化佔盡優勢,使得英美出版界能夠挾少數菁英的品味(特別是學術譯者)譯介外語文學,塑造出一套模糊的讀者標準;然而所謂讀者主流標準,說穿了根本就是精心偷渡下的少數菁英標準。尤其在選擇原文文本方面,偏愛那些易受英美文化價值系統接受的作品。Venuti曾撰文提過Edward Fowler的研究,認為六、七十年代美國出版商確定了日本小說的英語典律(由幾位教授精選川端、三島、谷崎的溫婉作品翻譯)。甚至「英語讀者的口味決定了整個西方世界對日本小說的口味。」 另一方面,1975年及1976年強人蔣介石與毛澤東相繼逝世,兩岸文學逐漸開始蓬勃發展。Jeffery C. Kinkley評述這段時期中國文學英譯本的出版情況時,也曾說過西方吹捧並加強譯介中國新時期文學(中國人自稱這種注重社會批判的文學為「反思文學」),注重的是其政治社會方面的貢獻而非藝術上有何特出之處,反而低估了這類文學的價值。但他們憑什麼決定這些文學的價值取向?反過來,我們是否也可以對外國文學指三道四,「自以為」A文學應該具有XX價值,B文學有OO價值是吧?事實上,為了獲取英美讀者關愛的眼神,英美出版界在翻譯策略上很大程度地向譯入語文化妥協。優勢文化的意識形態再次勝利,哈利路亞~!!

這種經譯者主動重寫(rewriting),使外語文本「歸化」的流暢譯法(fluent translation),使「譯語讀者不但明瞭熟識文章意義,並且從中滿足自戀情懷。」(引自Venuti, Rethinking Translation, 1992)這「自戀」兩字真是深得我心,就像Venuti在〈譯者的隱身〉一文中批評的,英美譯評一股腦兒把fluency這個特質給捧上了天,獨尊英美文學潮流(literary trends)的那副嘴臉。Venuti將這種不平等的文化交流,斥為種族本位主義作祟的惡果,因此必須透過異化翻譯的手段,「抵抗」譯入語文化意識形態的控制。其實早在十九世紀初,Schleiermacher嘗言:「某種程度而論,我們(德意志)語言中許多優美而富於表現力的東西是翻譯而來或由翻譯引發。」(Lefevere, 1992) 他主張直譯可以保留並製造翻譯中的陌生效果(effect of foreignness)。Berman和Venuti繼承這個看法,聲稱「異化」翻譯可以對譯入語文化施加「種族離心」的壓力,在現代後殖民語境下這樣的思維無疑十分健康且具有前瞻性,至少是比較正面地接納不同文化、種族之間的相異性。

北京外語大學的馬會娟曾撰文批評Venuti的理論忽略了文學翻譯的「目的」與一般讀者的需求(娛樂?)。過份異化的翻譯有礙閱讀,使翻譯文學可讀性大大降低。就市場接受度來說,這點無可厚非,實乃必要之惡(難道你想逼西方讀者搞清楚紅樓夢裡面比東京地下鐵還複雜的親屬關係嗎?文化差異使異化翻譯的必要性有其侷限)。另外,她指出流暢的歸化翻譯具有普遍性,並非強勢國家獨有(臺灣亦然)。我們常聽見許多中外翻譯名家這麼說:「假如某某作者會用某某語言寫作,他肯定會如此這般寫。」錢鍾書的化境說不也是類似的主張?其中,Nida的動態對等翻譯觀肯定起了相當作用,畢竟文學翻譯最終「目的」是要讓譯入語讀者花最少的力氣,領略最多的異國文化語言之美。譯者之隱形似乎很難避免(或者譯者自甘隱形)。很遺憾的,除了異化翻譯,弱勢國家對抗文化霸權目前看來沒有什麼更好的辦法,只能期待下一輪的風水轉快一點了。

繩上舞者 提到...

如果Venuti批判英美等國的歸化翻譯,是因為其反映了英美文化、語言霸權,那麼從強勢SL譯入弱勢TL是不是反而要採用歸化翻譯?比如說台灣,似乎已經跟英美很同步了,異化是否就比較不重要,反而要防範英語過度影響中文?這是一種角度,也算是一種意識形態吧。但是讀了Berman列舉的12種可能毀損原文的翻譯,覺得大多數譯者會同意這些是應該避免的,只不過有些是無可避免。比如說唐詩中的平仄格律,再怎麼異化,恐怕也不能用英文表達出來。

書上解釋異化是讓讀者接近作者,是將讀者帶到國外。我想不同的讀者接受程度會不同,而且還要看是帶到哪一國。有人只對紐約、東京、倫敦感興趣,對仰光、金邊卻是另外一種態度。換句話說,只對強勢或正在崛起的文化才有細讀的興趣。好像楊澤曾經說過,現在台灣作家到世界各處敲門沒人應,大陸的作家坐在家裡就有國外出版商找上門。而大陸作家也要看寫什麼題材,比如說哈金的《落地》以紐約法拉盛為背景,葛浩文評論說:「美國人對華僑不感興趣,他們並不想知道中國人在唐人街怎麼生活。」Venuti也描述文學譯者的處境:要譯什麼書是出版商決定,沒有固定收入,很難拿到翻譯版權、版稅,聽起來很悲哀。

希樺 提到...

  Venuti提出「歸化」與「異化」,但強調並不是截然二分,兩者的定義可能取決於不同的文化情境。他認為歸化譯法太過流暢(fluent),譯者隱形,TL應有的「外異性」(foreignness)也喪失。我一直在想fluent的定義,同時也在想,我們現在在課堂上所做的練習,還有老師給的建議,究竟是傾向歸化或異化手法?還是兩者都有,只是比例不同、運用的層面也不同?我認同Venuti所說,也許歸化和異化不能截然二分,感覺太過歸化反而像改寫原文,但我們似乎也沒辦法全盤異化?如果我的認知沒錯,老師們還是希望我們的譯文是流暢的吧?比方說,「前飾過長」或「英式句型」(如插入語),老師多半都會要求我們改成通順的中文,不過,如果保留「前飾過長」或「英式句型」,不就是保留foreignness嗎?有些時候,如果有某兩句的意思無法連結,即便原文就是如此,老師仍會希望我們能夠補上幾個字,讓整個段落讀起來更通順。句子層面是如此,但講到詞彙層面,尤其是人名部分,我們大多會採用異化手法(如Mary就音譯成「瑪莉」,而不會譯「春嬌」)。這可以呼應明哲學長提到的「文學翻譯的『目的』與一般讀者的需求」,外國文學翻譯的目標讀者不就是一般大眾嗎?也許讀者閱讀的目的除了休閒娛樂外,還想要自我充實、獲取資訊,「過份異化的翻譯有礙閱讀,使翻譯文學可讀性大大降低」,既然要讓本國讀者能夠產生共鳴,流暢度就是譯文的必要條件,這麼一來,就很難要求絕對的異化了。不過有趣的是,我目前讀過的幾本翻譯專書(如人類學、社會學領域),和文學翻譯恰恰相反,閱讀時常覺得不夠流暢,很貼近英文語序,抽象名詞甚多。這類書籍的譯者很多時候是該領域的學者,會有這樣的現象,是因為他們沒有受過翻譯訓練、忽略流暢度,還是這類文本向來講求內容的重要性大於文字敘述?
  Munday在書中第153-154頁提到,Venuti的論點提供許多研究方向,我覺得其中第二點很有趣,訪談譯者,瞭解他們的翻譯手法、與原文作者的互動、甚至研究譯文初稿和後續版本,目前我們似乎比較少見對「譯者」的研究,大多還是以「譯文」為主。第九章的case study探討翻譯書評,台灣的翻譯書評好像都著重評述內容,但很少觸及譯者和翻譯品質?
  Venuti認為譯者不應該隱形,上禮拜聽艾明如教授演講,有討論到機器翻譯,我突然想到,如果機器翻譯可算是譯者,那麼最「不隱形」的譯者非它莫屬了吧!雖然google翻譯讓大家眼睛一亮,但大多時候,任誰一看都能夠辨認哪些譯文是機器翻譯的傑作吧,哈哈!

Amy 提到...

近一個世紀的直譯與意譯之爭,在翻譯的目的、功能、文化及意識型態等議題加入研究後,算是退了位,有了個共識的基礎,那就是直譯與意譯無須再爭,誠如Dr. Hatim所說,能直譯當然直譯,不能直譯的再來意譯,而所有譯本都是直譯與意譯並用。當二元的直譯與意譯和平相處後,參入文化認同、詩學及政治議題的翻譯策略就帶出了異化與歸化之爭。

Venuti認為歸化是污染了原作,剝奪了譯文讀者接觸源語文化的權力,是一種帝國主義的文化掠奪行為,而因為譯文已受我族中心主義的扭曲,讀者看譯文如同原文,譯者就隱形了。Venuti提倡異化翻譯,保留源語的語言及文化差異,讓譯者現形,讓一國的文化能納百川,成其大。

Venuti說譯者隱形了,感覺上較像是要表現這是個創新的說法,要顯得聳動些,因為我覺得他要突顯的是譯者不那麼好的社經處境與地位,像是翻譯版權賣斷,譯者沒得享版稅、權利金,錢少工多,書評不太會提到翻譯等。譯者真的隱形了嗎?我不覺得歸化就會讓我忘了譯者,也不覺得異化才會讓我想起譯者。就翻譯策略而論,我偏好異化,因為各個不同文化都有它發聲的價值。在我拿到一本書時,看到作者名不是中文時,譯者的存在性就出現了。譯文不管是把我拉向我這個讀者還是拉向作者,不管是讓我覺得人在國門還是身處異域,在我讀譯文時,譯者就是無所不在的。要說隱形,我倒覺得許多的社會、組織活動也都是讓工作者隱形了,我們不會知道背後參與其中的工作者是誰,不知這些人確實做了何事,但對於譯文而言,雖然不見得必然有譯序、譯註、譯者簡介,但大多數到底還有一「名」之地。我覺得譯者沒有隱形,反倒是出版產業要先能尊重譯者,尊重這個體戶的「血汗工廠」。舉2009年皇冠出版的《史蒂芬.金的故事販賣機》來說,譯者之一的賴慈芸老師,書裡譯者簡介卻仍寫著「現為香港理工大學中文及雙語研究所博士班學生」,另外,老師說她翻了其中一短篇,待我找時,才發現書中也沒寫哪一篇是哪位譯者所譯的啊!

Venuti有提出1995年英、美翻譯書出版的統計資料,我在網路上有看到一篇名為「第一名的代價:翻譯書消失」的文章,補了1997至2001年的資料,說到英國出版者協會的一份統計數字指出,在這五年間, 英國每年的翻譯書都不超過全年出版量的3%,其中還有一年完全沒有任何翻譯書的統計資料,且五年來是呈現遞減的趨勢,主要原因在於英國國內創作多,出版業無暇顧及外國作品,而這樣的情形,又會讓人擔憂起一國的眼界是否因此而窄化的問題 - 小小資料補充完畢。

Denise 提到...

Venuti支持異化,認為歸化是一暴力行為,且會使譯者隱形。我覺得很有趣的一點是他在異化的範疇下,還包含了較冷門文本的選擇,但我想這點實行起來相對困難吧,畢竟在出版業的權力體系中,譯者的聲音是相對小的。

對於Venuti提出歸化是暴力且會使譯者隱形的說法,我自己在想台灣有沒有現成的例子?我想到朱生豪譯的莎劇,普遍都認為是十分歸化的手法,但是譯者反而聲名大噪,促進了莎劇在華文社會的流行,而且我自己在閱讀的時候,也不會因為譯文流暢,而覺得自己是在讀原文呀。另外我還想到立妍學姊用台語譯的「梅崗城故事」,手法更是十分歸化,連人名都歸化了。這個例子裡,可能就不能套用Venuti說的,歸化是強勢英語文化的主導和掠奪手段,我覺得反而因為是方言翻譯,表達了更多語言的可能性。

Leo 提到...

Venuti想攻訐的只是英美強勢文化吧。Ron提出的問題其實上禮拜談弱勢文化時我就想過,如果真的想要操作翻譯的話,難不成像台灣這樣某程度弱勢的國家就要多採取歸化翻譯?
可是在弱勢國家原先就難以進入聚光燈的情況下,這番抵制的手法似乎沒用,且持續翻譯英美作品仍然會加強英美單一文化獨強的「弊病」所以Venuti才會想反其向,從英美體制內進行改革,要英美國人自己減少我國讀大的翻譯意識形態吧。
雖然我個人覺得中文無法完全適用Venuti的理論,但看看目前接觸的中進英/英進中(以科技筆譯為例),中進英時往往容許比較大的「改寫」程度,但英進中時,常常還是得回歸原文。雖然Venuti說,不該讓各種不同文件都以同一種「流暢翻譯」做為原則,然在技術性文件方面,追求意義清楚易懂應該是首要目標,這和文學仍然是不盡相同的。從中文思維來看,Venuti筆中的「fluency」跟中文的「流暢」應該還是大不相同,因為英文是很有規則的語言,但中文實則不然,除了某些我們在翻譯中常要注意的語序問題外,中文其實很少見所謂的plain prose uniformity吧?
最後想提出的問題是,Venuti文中似乎不斷出現他對「accuracy」的反感,或是說,表達出消極的態度?我實在摸不透為什麼accuracy有錯,是因為錯在英美翻譯重視的是"accuracy to the English tradition"而不是"to the original foreign text"嗎?

Kinra 提到...

「歸化/異化」,其實就如Pym指出的,並不能完全反映文化霸權,因為歸化在世界各地的翻譯都是主流。此外,Venuti等學者所以為的歸化/異化之分,跟Nida的動態對等或後來的功能理論似乎又不相容,就像Stephen Mitchell譯Gilgamesh的例子:Venuti也說他的手法是因應文化差異調整譯文,也就是說這是歸化翻譯,但Mitchell自己卻聲稱歸化策略的目的在於「忠實原文」。
  引上面希樺的例子好了,比如說我們把Mary翻成「瑪莉」來反映這個名字的聲音,比較瞭解西方文化的讀者或許可以從中讀到這個名字跟聖母瑪利亞的關係,但對於不瞭解的讀者而言這就只是一個普通的外文名字,假使ST裡這名字代表一個「住在隔壁、每天早上出門買早餐時會碰到的朋友」,對TL的我們來說也沒有說服力;如果我們翻成「春嬌」,或者更適合現代的什麼名字,比如說「怡君」好了,我們跟這個角色的關係或許才更近似ST讀者跟Mary的關係,只是其他間接的文化關聯就要拋棄了。也就是說看似歸化/異化、捨棄/保留SL文化的策略,其實只是理想,因為不管靠攏那一邊,最後都得捨棄一部分的SL文化,只是看譯者覺得Mary的哪一部分文化意涵值得保留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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