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 Nov 24 - Studies on Translation Theories
#11 Manipulation School excerpts from André Lefevere’s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1992). ‘Paradoxes and Aporias in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Theo Hermans in Riccardi (2002): 10-23.
5 意見:
Lefevere這篇文章主要講的是任一語言文學系統內詩學的形成背景、組成特質以及它與外部的意識形態力量對系統內文學形式庫（包括創作與改寫、翻譯等）所造成的影響。文章認為，光靠創作者的天才與努力，並不足以保證某一文學形式進入經典化(canonization)的殿堂。要達到這個目的，除了承先啟後的傳述者與改寫者（當然，譯者佔絕大比例）扮演相對關鍵的角色，背後力挺該文學的贊助力量（通常來自統治者：如君主、帝王）也不容忽視。一個文學系統的疆域是由特定的社會文化意識型態、當時的主導詩學，以及握有權力的贊助者共同劃定。詩學的基因一貫地被植入指定的語言，同時出於歷史或地理因素，不可避免與其他文化的語言或詩學發生融合，好比基因突變一般，最後產出全新的文學。我覺得Lefevere討論詩學時好像把它當成一個有機體。這個小生命有時候很安分，有時候很調皮，也像小孩一樣會對外部環境發生反應，然後跌跌撞撞地長大並逐漸成熟，甚至與其他詩學聯姻，誕生新的詩學。阿拉伯—伊斯蘭文學跟西方文學傳統的交會碰撞就是很有趣的例子。阿拉伯阿拔斯王朝在西元九至十世紀之間發起了阿拉伯文化史上著名的「百年翻譯運動」；麥蒙哈理發甚至在巴格達創建了所謂「智慧宮」，內設翻譯館，除了找來大批學者著手翻譯，還如飢若渴地鑽研吸收古希臘的哲學、文學、自然科學等。連後來的《古蘭經》也吸收了許多取材希臘文學的外來語和文學形式。有意思的是，伊斯蘭文學在十一、十二世紀時透過西班牙和西西里島反攻歐洲，情勢完全逆轉，歐洲人反而必須借助當年的阿拉伯文譯本轉譯成拉丁文，以恢復古典希臘的光榮。著名的例子包括義大利方言作家薄伽丘的《十日談》，不論內容或形式，雙雙受到《一千零一夜》的影響；至於但丁的《神曲》，它與阿拔斯王朝的著名散文《寬恕書》，無論結構與文學風格都極其相似。可見詩學的蛻變過程可能到達非常複雜的程度。從歷史的宏觀角度觀之，更顯得十分有趣。
第二篇文章我最感興趣的部分是Hermans提到的翻譯互文性(intertexuality)。”All translations bounce off existing translations.”意欲主導翻譯的新詩學在推翻舊詩學時，等於宣稱自己是舊詩學反動下的產物，間接暗示自己與舊詩學有著不可分割的裙帶關係。使得「原作的再現(representation of original work)」基本上不可能達到清晰透明的簡單對等(transparent, simple and equivalent)，而具有混雜(hybrid)的多樣面貌。Hermans不禁要問：「究竟是誰在說話？」頗有一種「譯者已死」的浪漫情調。翻譯對等既然某種程度上已失去其積極意義，被突顯的反而是各種norms和values的詮釋權。前面提到的《十日談》十九世紀的英譯本便是譯者高舉道德旗幟(moral norms)下可憐的犧牲品。當然那是另外一個層面的問題。我覺得Hermans對翻譯的觀察很入微，這篇文章把翻譯提高到比較哲學的層次，讓我們跳脫過去那些直譯/意譯、忠實/自由等二元對立的舊思維，從一個比較高的角度，重新審視翻譯在整個文學系統、詩學觀，甚至與其他翻譯文本（指同一原文本的譯作）互動的過程中，能夠發揮的多重影響。
剛開始讀著Lefevere的「詩學」論述時，心裡一直在想，為什麼不給個更能詮釋、更好理解的詞呢？因名稱就叫詩學，直接聯想是就詩而言，可是又要統包文學系統？等我找了些資料後才發現：啊！無知真的耗神啊！讓我在腦子裡想來想去，原來就只是因為不知道西方詩學的核心在於戲劇性，而戲劇性是「所有文學形式」的共有特點，自然也包括了詩歌在內，是偉大的亞里斯多德寫了「詩學」，建立起了詩學的傳統…… 那中國的詩學談的是所有的文學系統內涵嗎？應該就只是談詩吧！因為如要談到整個系統，那…那…就說「文學」呀！那中國詩學的核心是甚麼？西方是戲劇，那中國呢？如果我繼續保持我一貫的無知，那我會回答「詩」耶！但這樣的真實性一點兒也沒有論述的必要，所以囉！來個上得了檯面的照樣造句：中國詩學的核心在於人文精神，而人文精神是「所有文學形式」的共有特點，自然也包括了詩歌在內。
Hermans的這篇文章，說了好些個譯者為什麼隱形，譯者應該要現形，翻譯就應該讓譯者出聲……這應該是「翻譯腔學」的理論基礎吧！Hermans就譯者現形所舉的例子，大半都以Derriha有意（與譯者在文本中對話）、無意（理論本身的困難度）來說明，這些都可說是翻譯的困難點，所以譯者在處理這些困難時，應該就要揮灑得開，別再求最適的對等，嗎？（這兒是口傳文學！）這個論述聽起來就怪，不成立，除非譯者有特地要表現的意識形態……說到意識形態，有好有壞，因為它廣到許多層面都可涵蓋，卻又廣到許多層面都界定不清……嗯，如果譯者文本中的困難點沒處理好，讓它變成了讀者的理解障礙點，如果譯者說，我就是要傳達原文文本極為困難的意象，那這樣的意識形態成立不成立啊？說說笑笑，請各位看倌也別太認真的批評我啊！
Theo Hermans最近的論文一直很關注翻譯的反思性(self-reflxivity)，以及規範（norm）及價值觀的關係。在他的論文集（The Conference of Tongues）裡，Hermans也用reported speech 與否，來類比讀者能否直接看出“譯文為譯文”否。以Derrida的文章為例，譯文讀者就能直覺到這是譯文（I wonder how my English translator is going to translate thisd.）──這也符合了Derrida想要彰顯的、所有的writing都是translation的主張吧？以此為例，台灣的譯文似乎時刻在提醒我們這是譯文──e.g. 陌生的外國人名，又或是譯者慣例在名詞後加入源文，似乎都是在提醒讀者：“You are reading a translated text.” 或許，Hermans 想要指出的問題和Venuti想要破解譯文的”transparency”有異曲同工之妙吧！而這顯然也是歐洲的語言因系出同門、較易遇到的問題。前陣子我在讀Bermans的“the Trial of the Foreign”法文英譯本時，就常常會忘了自己是在讀譯本，讀到Bermans文中的“我們”，總直覺是英美人士，要再轉個彎，才會醒及此一英文文本裡的“我們”指的是法國人，這真是“double trial of the foreign”了!
另外，Hermans文中指出翻譯時，應抱持著self-critical, 並引用了Luhman的second degree observation的觀念。這顯然也是符合後現代精神的翻譯理念。前陣子寫過有關“後設小說（meta-fiction）的討論，提到經典的西方文學理論，如Aristotle重視mimetic（擬真＝直接引句），較不重視diegesis(轉述＝間接引句)但後現代流行的後設小說則喜歡破解”mimetic”的寫法，甚至故意突出”觀看者“（如電影鏡頭、或作者的存在），其作用就如同Hermans舉的這些突顯出自身為翻譯的文本吧！其作用也是為了要提昇批判性吧！
另，Leverfere提到了文類是會演變的，則令我想起“羅曼史”此一文類的演變。至於“詩學”（poetics）的傳播，究竟是否和“權力關係”有關呢？土耳奇接受了異來的詩學，即使它不符合其語言，是因為詩學輸出國的文化、或國力優勢呢？民初時，中國接受了西方的詩學，顯然是因為國力屈居弱勢；但之前，滿清是否也接受了中國的詩學呢？（很好奇──滿清入關前，是否有自己的文學？）
Lefevere的論文從文學的poetics一直講到翻譯的poetics，文中提出很多有趣的觀點，不過我印象最深刻的還是在翻譯議題上，Lefevere指出翻譯作為重寫/改寫的主要形式，深刻影響著文學系統間的相互滲透，其所運用的方式不僅是在一個文學系統重現另一個文學作品，翻譯更引入新的inventory components，進而影響文學系統的functional component。由此可見，翻譯對於文學系統的發展是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但是為何翻譯進不了文學史的殿堂？Lefevere解釋，這是受了浪漫主義時期「單一語言」的文學史觀和「維持國家文學純淨」觀念的影響，文學史家認為翻譯處理的是語言，而非文學。我對西洋文學的認識非常粗淺，大概只停留在常識的階段，印象所及，西洋文學史好像真的不曾提及任何譯家。就這點而言，嚴復和林紓的譯作在中國文學史上獲得肯定，的確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胡適在〈五十年來中國的文學〉一文，花了三、四頁的篇幅介紹這兩位譯家的成就，尤其盛讚林紓以古文翻譯西洋言情小說，是自司馬遷以來的重大成就。我想，嚴林兩人成功的關鍵應該在於，他們不只處理語言，更處理文字；其譯作的成功，絕大部分是來自於譯筆文字的風采。後代論者常批評他們的譯作不忠實，但正如Hermans所說的，翻譯具有多元面貌與個性，嚴林兩人的譯作正彰顯翻譯的多元可能性。現在的翻譯規範以忠實為尚，不允許譯者太過「脫稿演出」，所以自然不會出現過於「奔放」的譯筆，不過這也讓我不禁思考，從五四到現在已將近百年，政治、社會和文學面貌都出現顯著變化，但翻譯規範除了對於文句通順的要求較高外，似乎改變不多。英文霸權是原因之一，但除此之外呢？
另外，我一直覺得poetics翻譯成「詩學」很奇怪，雖然大家都這麼用，這應該是指文學價值觀或文學傳統之類的東西吧，不過，我沒看過嚴謹的定義，所以不敢妄下定論，只能說，「詩學」這兩個字對我來說很像跳蚤，碰到就會渾身不自在。
Lefevere在這篇文章中舉例說明了文學傳統與語言傳統的不同，這樣的角度對我來說頗具啟發性。因為，我們在討論或直接翻譯文章的時候，思考的層次其實常常侷限在自己所處的語言系統中，也常把使用的文體認為僅是自身語言系統中的一部份。Lefevere提出的例子則顯現出文學傳統原來是跨越語言使用疆界而獨立發展的。其實，中國的書寫文字與文學系統也是很好的例証。不論口說語言發展出多少方言體系，中文的書寫體例一直自成一套文學系統，甚至影響至日韓等其他地域。
另外，Lefevere對於文學系統 (我同意育慈的看法，所以Poetics對我來說是文學而非詩學) 的描述讓我不斷地覺得他描述的是一種文學社會學。文學的產生與社會的價值、社群的組成是脫離不了關係的。同樣的，Theo Hermans以norms來描述翻譯行為也同時強調出，翻譯完全是一種受到社會價值判斷所影響且制約的書寫行為。因此，以這兩篇文章的觀察角度來看翻譯活動，翻譯其實是無法透明化、等值化的活動。
Herman則在文章的開頭舉出的許多例子，指出一般人是如何因為「翻譯是透明的傳遞」這樣莫名的想像而老是把翻譯這件事放在文學系統的外面。甚至連我們自己在當讀者的同時，我們其實也常常忘記所讀的不過是「譯本」。從台灣暢銷翻譯書的書評可以看出，每一位推薦者所盛讚的，幾乎清一色是「作者」的文采、思想、與風格，而忘了或許譯者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我個人認為，台灣忘記譯者的現象似乎比歐美讀者還要嚴重。因為我們在討論文本時，幾乎是不會提起自己在看的是某某人譯本。
再者，Theo Hermans 以人類學以及歷史學研究的角度來看翻譯的問題，的確讓人可以站在另外一個角度來看翻譯這件活動。他試圖以其他學科處理翻譯的做法來解決「翻譯解釋翻譯」的窘境。雖然，文化的翻譯已為人類學認為是重要的工作，但其問題之龐大至今亦未能有明確的解決之道。但是從人類學處理文化傳遞的方法可以看出文化概念之中有很多不可譯之處，如孔孟思想英譯、基督教思想東傳等等概念問題。這些不可譯的凸顯正可以反証翻譯並非一種透明、中立的傳遞過程。在某種程度上，也多少幫助翻譯學跳離對等的迷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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