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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Dec 8 - Studies on Translation Theories

張貼者： NTNU GITI BLOG on 2010年9月17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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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Contexts and Texts 單德興 《翻譯與脈絡》

6 意見:

Unknown 提到...

單老師列了許多譯者的角色 , 如反逆者／逆者(又提出孟子的以意逆志說”), 背叛者, 顛覆者, 揭露者/掩蓋者, 能動者/反間, 又有搬運者, 中介者, 以及文化翻譯的雙重脈絡者。不只如此，還有如”舌人, 執拍者”的比喻。又以林紓的翻譯為例，強調其中介者的作用（錢鍾書亦稱他為“媒”），但譯者儘管有這麼多的可能性，而且單老師一再指出譯者的翻譯往往也是譯者自己的“再現”，但正如Miller在＜跨越邊界：理論之翻譯＞裡的結論所寫的，當“getting it right”被視為不可能時，就不再那麼迫切了，雖然那絕不意味著我們不該力求正確。似乎，現在的”規範“仍是”getting it right”，於是譯評家還是要盡責找譯文裡的”誤譯“？（如單老師或de Man都是如此？） 因為，譯評者總不免想要getting it right? 或者，找出譯者”有意的誤譯“，了解背後的原因(由Citing the translation 再Siting/Situating the translation in this context?)

　　再則，理論的旅行正好和我們這周六的研討會的題目裡討論到traveling writing 頗有關連。Miller, Said都論及了理論的旅行，以及它在不同文化裡可能會有不同的發展，而翻譯往往也在其“旅行”中扮演了重要的因素。事實也是，如果translation is a carrier，他的工作和旅行書寫者很像，都是trying to carry back something,（就如格利弗遊記？）但旅行書寫者的能動性較強，可以決定他想要“carry back”的觀察，以及哪些是可以overlook（或者因為受制於刻板印象，沒有看到的；或因為想要強調自己的觀點──如其他國家比較現代，或比較能夠connect the ground and the people ）。雖然譯者、旅行書寫者的目的可能是相同的──to carry back the “otherness”(or the imagined “otherness” in another culture──但似乎當個旅行書寫者還是比譯者自由？ （p. s.但旅行書寫者也可能身兼譯者，如早期的傳教士即是如此）

　　

2010年12月5日 上午11:22
明哲 提到...

讀完全書，竊以其中兩篇提出一點個人淺見。

其一，我對《格列弗遊記》的文本定位變換過程很感興趣。Jonathan Swift寫作該書的年代適逢啟蒙運動萌興的十八世紀，當時英國文壇盛行譏刺文學（包括諷刺詩與小說），集中記述了當時英國資本主義社會的種種矛盾。Satire做為一種符合當時主流詩學與意識型態的文體，在當時已然登上成人文學的經典地位（canonized adult literature）。有學者認為《格列弗遊記》中的荒誕故事以比較辛辣的文字影射了當時英國腐敗的政治制度並抨擊逐漸病入膏肓的西方帝國主義。作者身上流的雖然是純正央格魯撒克遜的英國血，同時卻也是土生土長於都柏林的愛爾蘭作家(維基百科說他是Irish satirist, essayist, political pamphleteer)。這樣的雙重身分（dual identity）似乎成了滋養他天生反骨的沃土。回過頭看《格列弗遊記》，為什麼這麼一本複雜的譏刺小說經過翻譯後會進到兒童文學，並且佔據了主要角色？以色列學者Zohar Shavit提出了她的見解：第一、當時兒童文學缺少諷刺文體，從成人經典文學轉化過來不失為一條捷徑。第二、為了符合兒童文學的主流詩學與各種norms，《格列弗遊記》不可免地面臨了腰斬的命運，通常只有第一部和第二部（小人國與大人國）被各國廣泛譯介。其中原因有二。一是後面兩部（諸島國與慧駰國）諷刺意味太濃，「兒童不宜」；二是前面兩部只需稍加改寫、改編或濃縮，就能馬上與兒童文學現有的模式（existing models, 如fantasy, adventure）產生連結，一方面降低文字難度以符合兒童閱讀能力，另方面可提升兒童閱讀的興趣。這讓我想起清嘉慶年間李汝珍的《鏡花緣》，也是清朝有名的諷刺小說。該書在中國似乎很晚近才正式進入兒童文學的殿堂，理由又是什麼？陳豐味(2006)在他的碩士論文曾舉例說明《鏡花緣》具有文學性、兒童性、教育性甚至遊戲性，證明《鏡花緣》乃中國古典小說中「兒童文學的璞玉」，是我們疏於發覺它的兒童文學價值。就諷刺性方面，夏志清先生認為此書「大有諷刺之名，卻未盡諷刺之責」，因為它「贊成所有道統對婦女的規範，而不予以批判性的抗議。」因而算不上提倡女權的先驅。不過，作者在《鏡花緣》裡安插了許多神仙、異獸的幻想角色，並在八至四十回中加進許多海外異域的描寫，趁機寄寓自己的社會理想，並嘲諷社會的黑暗面。這樣看來，《鏡花緣》似乎具備比之《格列弗遊記》毫不遜色的條件，而能像《西遊記》一樣，在過濾掉諷刺意味較濃的篇章，並降低文字的難易度後，得以輕鬆進入華人兒童閱讀的書單。但我個人的閱讀經驗卻是，全書雖然奇幻冒險的成分不少，但是風花雪月的描寫過多（如武則天貶謫百位花仙子到凡間接受懲罰一節）、說教意味過濃（儘管也許符合當時社會對兒童的教養原則）、文筆平庸（讀過《水滸傳》和《三國演義》之後，誰還嚼得下《鏡花緣》？尤記得當時的我是硬撐著睏倦的眼皮勉強把它給讀完）。即使大動一番手術，恐怕也難以為華人兒童及其父母所接受吧。可見《格列弗遊記》的文本定位變換過程除了Swift之生花妙筆，多半還是佔了天時地利之便。奇妙的是，現在身為兒童文學”living text”的《格列弗遊記》，在成人文學世界裡僅剩「歷史價值」可供玩味。

2010年12月5日 上午11:40
明哲2 提到...

補充：
一、 我原以為《鏡花緣》並未被改寫為兒童文學，經查證後原來是有的，只不過大多是比較晚近才改寫出版。光是在臺灣就有風車圖書出版公司分不同年齡層適合閱讀出版的《彩繪中國經典名著：鏡花緣》及《中國古典少年小說：鏡花緣》、光復書局出版的《新編世界兒童全集》、幼福文化出版社的《中國經典故事》等。內容大都經過大幅刪減並以白話文改寫，與《格列弗遊記》一樣，僅保留有關fantacy和adventure的內容，諷刺的成分不是被淡化就是被刪減。這部分可參考佛光大學李芷慧2008年完成的碩士論文：《鏡花緣》兒童文學改寫研究。
二、 《鏡花緣》提到的海外異國較具諷刺意味的有：無繼國不生小孩，人死就是睡覺，睡了一百二十年就會醒過來繼續活著；大人國出門都搭雲，好人的雲是彩色的，壞人的雲是黑色的；小人國說反話，不真心；黑齒國全身上下連牙齒都是黑的，只有嘴唇是紅的。看人的標準是書讀得多不多（有論者云黑齒國即今日的台灣）；女兒國男人穿裙子，女人穿褲子。男人戴耳環抹胭脂，刺繡纏足，女人上街工作、下田耕種。另一部分有關文士唐敖的海外遊歷則多出自《山海經》、《拾遺記》、《博物志》等古代地理典籍，書中的駭異邦域和人物野獸經過改編（有一些變形人如兩面人和穿胸人，分別是惡毒天性和狼心狗肺的擬人化），既諷刺時事，也呈現某種程度的烏托邦理想。此外，林語堂次女林太乙曾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鏡花緣》譯為英文在英美兩國出版。她認為這是一本「對社會作出評論」，以及「諷刺人類」的書。大陸齊裕焜教授的《中國諷刺小說史》也將《鏡花緣》歸入諷刺寓言類。

其二，〈冷戰時期的美國文學中譯〉那篇講到一個挺有趣的現象。單德興認為「美國文學譯書的成品盡可能貼近中文的風格」，雖然也可解釋成「中文也是強勢文化，『具有侵略性單語』傾向，以致譯文讀來順暢，『像中文一般』。」但他認為比較中肯的評斷應該是為了「有效傳播美國文化價值/霸權的角度」，「藉由通順的遣詞用字、自然流暢的風格，降低讀者閱讀障礙」，以達到傳播教化的目的。這種歸化現象諷刺地增強了英語給人獨大與宰制的印象，使中文讀者「不設防地接受『具有侵略性的單語』的美國文學和文化」。各位看官，讀到這兒，您還能不佩服Derrida解構柏拉圖的Pharmakon（良藥/毒藥）時提出的精闢見解？說穿了，文字只是一種符號(or signifier?)。它冒充知識，「是真實界的形似，而不是真實界本身」。翻譯能做到上述那樣，簡直就像FBI特務一樣神乎奇技了。

2010年12月5日 上午11:41
育慈 提到...

單德興老師在《翻譯與脈絡》一書中不但分享自己的翻譯經驗，還提供許多關於台灣翻譯發展的觀察，非常值得一讀，其中讓我受益最多的是〈冷戰時期的美國文學中譯──今日世界出版社之文學翻譯與文化政治〉這篇論文。在我腦海中，台灣翻譯史是一塊幾近空白的畫布，裡面有的只是一些朦朧模糊的背景，而〈冷〉文為我們描繪出一點的清晰輪廓，感覺總算有了頭緒，幾個可以研究的主題也從我的腦袋一個接一個地跳出，像是個別出版社對於台灣翻譯的影響（例如上週素勳學姐提到的皇冠出版社，此外，遠景和志文也值得一探）、政治社會氛圍對於台灣翻譯發展的壓抑與助益（例如解嚴後的翻譯發展）、特定文學事件與翻譯間的關係（例如《現代文學》），突然覺得在台灣從事翻譯研究根本不愁沒題目可做，實在太幸福了，當然，你要說辛苦也可以。

此外，〈冷〉文本身也提到幾個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例如譯者現身是否只能透過異化翻譯一途，單老師顯然不怎麼同意Venuti的看法。而我自己比較有疑問的地方是，單老師用Evan-Zohar的文學複系統理論來解釋今日世界出版社譯叢產生的巨大影響力，事實上，很多論者在討論翻譯文學的影響時都會援引這個理論，連賴明珠翻譯村上春樹作品所造成的風潮，也有人以此解釋。我承認文學複系統理論確有可取之處，但單用這套理論來解釋各種譯作大受歡迎的現象，未免也太方便了吧。首先，翻譯文學佔據文學複系統中心位置的客觀條件是，本國文學處於「幼嫩」、「邊緣」、「危機」、「轉捩點」或「真空」狀態，光看這點，村上春樹的作品在台灣暢銷就不能做此解釋。其次，Evan-Zohar也指出，翻譯文學佔據中心位置時，譯文會注重「充分性」（亦即忠於原文），反之則注重「可接受性」（亦即遷就讀者），但今日世界出版社譯叢採取的是歸化策略，能否適用文學複系統的理論實在應該再斟酌。

文學複系統理論套在清末民初的中國翻譯發展，的確相當完美，但這並不代表它好用到可以解釋所有譯作的暢銷現象或巨大影響力，我認為除了文學脈絡外，應該也可以從歷史、社會、政治和群眾心理的脈絡來做探討，這樣會比較有說服力。

2010年12月5日 下午1:20
Amy 提到...

好看！沒想到學術研究的書還可以這麼好看！為什麼會讓我覺得好看呢？應是邏輯層次清晰，論述有理，又有研究的嚴謹，每有他人／他處的議論，必定交代清楚。

單德興老師從translate的源始意義、「譯者，逆者也。」開始談起，說到譯者是逆者，違逆、追溯又預測，也悠游於溯源／創新、回顧／前瞻、讀取／傳送等時空之中兩面向之越界旅行。對翻譯有興趣的人，應都會喜歡「玩」文字吧，看到譯與「易」，原先我只想到易的「改變」之意，沒想到「容易」也在其中。譯者改變文本翻譯四個層次的文字、文本、文學、文化，讓目標語讀者尋得可行、容易的途徑，讓理解變得容易。我有一個好奇的地方，單德興老師在「譯者的角色」一文中，一開始就說到米勒的期盼與忐忑，說米勒變為理論中的作者一方時，立論強調的客觀衍異與創新，在其文譯入中文時，反倒因焦慮又變回了理論所批判的「力求正確」的另一方… 米勒知道他的行為變成其理論反證的一個事例嗎？我想，這也是作者諸多不知名的焦慮因素之一吧——「…變成我無法閱讀、知道或評價的ㄧ些東西。」

書中說到《格理弗遊記》的中譯史本身就是一部誤譯史，而且易「文」改裝程度之大可說是「面目全非」了。就在去年的十二月，中正紀念堂還有「格列佛人體藝術探索館」的熱門參觀活動呢！由原文文體、定位而出發，聚焦於奇幻的改寫文本自會有可議之「非」，但誠如米勒所言，一個語言、文化脈絡的理論／非理論的文本在被譯入另一個語言、文化脈絡時，有些成分可以保留，其他部分可能轉變，衍生新意。兒童版的《格理弗遊記》樂趣極為成功地代代相傳，現又開發出結合行銷包裝的教育新意。1726年時綏夫特著書意在諷刺英國，1906年時林紓翻譯旨在思變、救國，而改寫的兒童版卸盡了諷刺與救國意識，在純然奇幻的國度裡恣意成長茁壯，也不得不讓人驚異於創作的多樣生命力。

看了《翻譯、介入、顛覆：重估林紓文學翻譯》，直覺合譯的ㄧ大問題就是責任歸屬啊！桐城古文派的文采遇上幾乎隱形不知何派的合譯者，誤解、誤譯、漏譯的問題ㄧ經檢視就通通浮上檯面了。不過，幸而時代意義、意識形態、文字洗鍊表述力道強勁，因此，忠實小旗上的任何小洞都掩蓋不了林紓的翻譯大家地位。

2010年12月7日 凌晨1:04
eveline 提到...

我也是對單德興老師〈冷戰時期的美國文學中譯──今日世界出版社之文學翻譯與文化政治〉這篇論文有很大的興趣。這讓我想起以前論文中曾經探討美軍占領德國西佔區時的文化政策。如單老師提到Evan-Zohar的文學複系統理論，德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當下，由聯軍接管的情形之下，的確是處於一種文化真空的狀態。說是真空，其實未然，只是發聲的管道被剝奪，而思想的邏輯全然崩解，可說是當時德國文人所面臨的現象。與今日世界出版社相較之下，美軍在德國佔有更全面性主導的地位。直屬於美國軍政府之下的美軍的新聞處ICD (Information Control Division)藉由戰後立即進行於全德的去納粹化的活動，直接以紙張配額、出版執照核發的控制、報紙的設立、媒體的掌控、學校教育方向的重訂等等各種文化政策進行所謂的再教育 (Re-education)。在這個時期，美軍同樣利用翻譯計畫，大舉介紹美國文學作品。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德國的主要思潮以社會主義思想為主，因此，戰後的德國文人，對於社會的重建開始回歸社會主義的傾向，對美軍的佔領政策以及其認為德國全部有罪 (Gesamtschuld)的全民審判做法有諸多的批判。與今日世界出版社文學翻譯方向相同的是，選書時同樣避開描寫美國黑暗面、社會不公等作品，對於宣揚社會主義的作品同樣嚴格掌控。不過，不同的是，美軍的掌控促使一群青年人被迫離開其扶持的戰後主要媒體Der Ruf 而另成立文學社團四七社，以左派的寫作團體形態對抗美軍後來以經濟力與娛樂性主導的文化方向。而在單老師對於今日世界出版社當時從事譯者的訪談，我覺的擁抱並接受美軍文化政策導向的心態相形之下強烈許多，而這也許是為何後來美國文化深刻影響著台灣文界的原因之一，值得探討。
從這篇文章的討論，得以再次印證機構與贊助這兩大因素在翻譯史上所扮演的舉足輕重的角色，以及其對社會思潮的導向所佔有的強大影響力。

另外，對於〈自譯者余光中 — 析論余光中的中英詩文自譯〉一文，從實際翻譯並對照其《守夜人》中譯自譯詩集中的確可以印證，余光中在詩行之間，的確多了許多譯者不敢隨意下筆的自由。但可以確定的是，余光中也絕不已散文方式處理自己的詩之英譯。其尋求的，是譯文效應，由其是音樂性的極大化。從自譯者的角度，我覺得不能說自譯者擁有別人沒有的權威性，而是更可以印證出，想要譯出來的到底是甚麼。當主題、意象、節奏、韻律等等在一首詩中產生了可譯與不可譯的元素時，何者應該取，何者應該捨，這個在譯者心中永遠見仁見智的討論，或許在自譯者端可以找到很多的印證。

2010年12月7日 中午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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