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S

# 17 Jan 5 - Studies on Translation Theories

張貼者： NTNU GITI BLOG on 2010年9月17日 星期五
標籤：
#17 Christina Schaffner, Translation in the Global Village. ed.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2000.

7 意見:

Unknown 提到...
網誌管理員已經移除這則留言。
2010年12月21日 凌晨2:15
NTNU GITI BLOG 提到...
作者已經移除這則留言。
2010年12月21日 上午10:21
NTNU GITI BLOG 提到...

素勳　

麥當勞不知道會不會覺得很無辜，說我只是賣速食的，為什麼就成為美國帝國主義的代表了？像Mcworld就被拿來大做文章，而且似乎是帶有貶意。Snell-Hornby認為她所謂的Mclanguage（麥當勞英語）並沒有貶意，但不少評論者似乎都認為有。（Munday就指出也有好的速食呀，如沙拉……）。有趣的是，Hornby指出英文可以成為國際語，是因為它比較不那麼重視語言的純粹性，接受改變（open to changes）；相較下，法文就太過purist，但這真的是理由嗎？幾個世紀前，法文成為國際語言時，應該也是和現在的法語沒有多大差別吧？語言會成為國際語，主要還是因為該語言背後的國力、與經濟力的影響吧？

　　文中Hornby提出的cultural identity的定義，也被批評說定義裡的“real, objective”features下得不好；因為文化總是“主觀”的。事實是，看完眾多論者的回應，想想就連大師的文章，都被一再批評了（像Newmark的教訓意味就頗濃的；批評Hornby的”clearly defined purpose”太過”general”，強調the seriousness of the source text, the values, standards or the quality of the translator’s writing as criteria; Mundy則針對Hornby提出的例子，質疑誰能“judge”怎樣才是好的、可接受的英文？），看來我們寫論文，更要虛心接受指教了。

　　文中提到現在的English有三種，有Mcworld用的Mclanguage, 有印度英文、英式英文的的英文，還有後殖民的文學雜揉語（hybrid），這似乎也呼應了上週朱惠足提到的日治時代的台灣中文。想來，現在的中文也有很多種(例如，我們貼在部落格上的中文也是雜揉體)。倒是以前大陸的中文和我們用的中文差異很大，但現在似乎就沒有那麼大的差異了──或許是因為“交流”的結果吧！至於說有這麼多種類的英文，似乎也沒有什麼不好（也有回應者以歷史證明，電報式英文的影響力不會太大，也不會長久）。我記得以前讀的bell hooks的文章就說過要撕裂英文一類的話，因為黑人已經沒有自己的母語，至少在英文裡搞顛覆了。我比較喜歡的是Zlateva舉的Macedonian的例子，以及其結論：“a nation or an ethnos striving to re-establish its cultural identity can be seen as tribalisation; but it does not necessary go against globalization; rather, it can be seen as a striving to enter the global village as a tribe in its own right, and not as any anonymous component of a dominating, culturally non-identity tribe.（68）---台灣也該是如此吧！

　　Hornby強調現在的譯者要比過去多才多藝，包括要了解文化的差異等，但“了解”並不代表意識型態不會介入。Zlateva提到Mona Baker和她的丈夫一齊看蓋達組織的發言，她看阿拉伯拉，她的先生看英文，結果兩人得出不同的意象（68）。這究竟是譯者不懂文化的差異，或是有意操弄呢？包括Jihad一詞的翻譯也被回應者指出有文化上的誤導。看來，最近翻譯界提到的“ethical turn”也頗有其道理。譯者的責任大矣！（Pym也指出，其責任由”接受“此一翻譯委託──而不是選擇”不接受“──就開始了。）

2011年1月1日 晚上11:37
匿名 提到...

Amy

Mary Snell-Hornby說到了美式英語這個強勢的McLanguage，在全球化的推波助瀾之下，英語成了全球三分之二的人口都能說得上的語言，但這種國際間各國人口所建構的英語，脫離了母國的掌控，自己進化（退化？）成了「全球語」（Globalish = Global + English），表現上奉行著平易近人的指導原則，功能上講究溝通至上的終極目標。但這樣的語言會在各國生成新的文類、新的文本類型嗎？Jeremy Munday說Mary Snell-Hornby談到這種社交溝通及出現在e-mail中的英語，Munday認為應該將它們視為口說溝通，而不是書面文本。的確，不管是國際間所溝通的經濟、財政、科技、文化、政治等事務，口說、e-mail內文是一個樣貌，但一旦要進入正式文件、聲明時，這種簡化的、非標準的英語在可施力（如有英語專業人士、專業翻譯）的情況之下，都應該是要退位，讓所謂標準／接近標準的英語重新站上舞台，例如許多企業裏的國外市場業務人員可由英文非母語的人擔任，但產品說明書的撰寫則是由母語人士負責。譯者的工作並不會因為世界上愈來愈多的使用英語人口而消失，只要譯者夠專業，有能力嫻熟地處理國際間習慣與文化等差異，能夠迅速整合，化簡為全，那譯者的價值將更能顯現出來。

有Personality, 有nationality, 那能不能有 culturality 呢？看幾位學者就文化身分／認同做著偶會離題的論理（愈辯愈明？），想著對一個議題的切入角度不同，自當有定義、評論的不同。 文化身分的建構是動態的，是承襲了對一文化固有的自我和他者的認同與認識，在自我發展和與他者互動的過程之中，不斷地形塑文化身分。是刻板的好與壞都在文化身分的範疇裡，而會達到刻入板的層級，多半是顯現頻率、範圍已過半，如未過半，多半就是有媒介的操弄了。

2011年1月4日 凌晨1:55
Eveline 提到...

本書”Translation in the Global Villag” 主要以Mary Snell-Hornby 所提出的論文:Communitating in the Global Village: On Language, Translation and Cultural Identity”為主體，討論翻譯的幾個概念: Globalisation vs. Tribalisation; cultural identity, hybridity of text 等議題，之後的討論更延伸至全球化浪潮下翻譯的訓練應該走的方向。

我對Snell-Hornby提出的hybridity比較有興趣，她以英語為例，呈現出全球化浪潮中英語作為一種類似lingua franca 所產生的區域混雜性。這樣的事實描述與實例的呈現讓人在討論翻譯的時後，可以警覺到所謂的語言，其實是一種衍生的、不斷改變的、界線模糊的概念。因此，在從事翻譯或翻譯分析的時後，更要把全球化影響下的McEnglish與各個文化的Englishes作出區隔。但是，Snell-Hornby所提出的例子，的確讓人看到因為McEnglish返回到各英語母語文化產生交互作用以後，這個界限也有越來越模糊的傾向。

返觀中文的使用，可以發現hybridity幾乎就是一個語言的不可磨滅的特性。我們可以發現中文的使用，繁簡交錯，句法、詞彙也因為現代性的介入而不斷改變，方言語書面語混雜、古文與今文此起彼落。若沒有經濟力作為某地語言散播的主力因素，我們其實很難描述，到底哪一種「中文」才是所謂的「標準」。在每一個文化之中，所能賴以為標準的也只有習語或經典文本。但在全球化的浪潮下，當文化本身不斷受到其他文化的介入與交互作用，我們能依賴的當地標準似乎也在不斷解構中。不過這樣的解構並不一定是負面的。語言或許因此更具有包容性與創造力，而翻譯在將中文作為譯出語的同時，或許也更有可以自由創造的理由與發揮的空間吧。

2011年1月4日 上午11:19
明哲 提到...

經濟全球化鋪天蓋地的影響力稀釋了人們在國族和文化上在地的認同感，以至於在語言方面也呈現出不同程度的混雜性(hybridity)。英語顯然是最突出的例子。在網路科技的推波助瀾下，做為全球最多人使用的語言（多過以英語為母語的人士），英語漸漸進化成(或退化？)所謂的國際語、全球語(internationalized, globalized lingua franca)或世界語(McLanguage, McEnglish)，並且根據使用者的需要，成為法定官方語言（如馬來西亞、新加坡）或第一外國語（如臺灣、中日韓）被學習及廣泛應用。有學者認為標準英語的使用會損害該國人民的文化認同，落入「被西方文化再殖民」的荒謬處境。對他們而言，英、美等國的語言和文化霸權象徵著殖民權威性和正統性。但事實上，隨著全球化時代來臨，似乎沒有哪一個國家有權宣稱擁有英語的所有權。因此Widdowson(1994)就主張英語的監護權不隸屬於任何一個國家。另一方面，即使語言和文化根深蒂固，全球化帶來的身體交通和語言溝通，不但劇烈而且愈來愈快速。這樣的流動導致身份(identity)和國族／文化疆界愈來愈模糊，個人的國家身份已不必然等同於其文化身份和語言身份。類似的情況在東亞漢字文化圈也可見到。譬如日本、臺灣、中國每年都會選出代表該年的一個漢字（網路投票結果：中國選出『和』字做為中國文化的代表字；日本2010年為『暑』字；臺灣2010年選了『淡』字）；而韓國則是選出一句四字成語（韓國調查兩百多位教授於2010年選出的代表成語是「藏頭露尾」；對2011年新年新期待的成語則是「民貴君輕」）。漢字做為東亞文化圈的共同遺產，跟英語一樣，漢字漸漸成為東亞人的漢字，甚至亞洲的漢字。但是臺中日韓等國卻又對漢字有不同的主張、詮釋和應用，使得漢字的命運與英語不約而同地被hybridized了。
Translation in the Global Village一書中花了許多篇幅討論多位學者關於cultural identity與hybrid text應該如何被定義或被描述，以及它們如何被 globalism 和 tribalism 兩股語言發展光譜上的極端力量所拉扯。Mary舉巴爾幹半島的語言現況為例，說明複雜曖昧的政治因素如何左右了翻譯的地位。正如Venuti所言，全球化浪潮帶來的便利與它造成的問題可謂不分軒輊。我們賦予翻譯的功能未必限於早期的「橋接」功能，有時反而要透過翻譯以凸顯不同語言文化的相異之處，彰顯全球化下的文化多元主義。譯者的任務恐怕未必仍是完美地黏合破碎的花瓶，反而試圖讓人看見黏合的軌跡。想到這一節，總覺得譯者愈來愈難為啦。

2011年1月4日 上午11:46
育慈 提到...

Snell-Hornby從International English出發，討論文化認同、語言變遷和現今譯者的處境與挑戰。與會學者對文化認同的討論非常熱烈，Snell-Hornby批評Venuti誤用cultural identity一詞，不過其他學者看起來都不太贊同Snell-Hornby的批評。還好之前看過Venuti的The Bestseller，所以比較能進入他們的討論，我想Venuti說的是美國人藉由選擇和翻譯特定日本作者的小說，形塑某種符合他們期待的日本印象，再由此鞏固加強美國讀者對本國文化的認同。Venuti在The Bestseller講的概念跟這個很像，美國出版社也是藉由特定文本的選擇與翻譯，強化當時美國社會的反共價值。所以我贊同Venuti對cultural identity一詞的使用。看到這些大學者一直繞著Venuti的論點唇槍舌戰，不知道Venuti耳朵會不會癢，真想叫他們直接call out給Venuti，讓他自己說清楚，大家就可以省點力氣了。

Snell-Hornby也有提及，International English的發展有可能威脅到翻譯這門產業的存續，因為到時候大家都用International English，根本沒有翻譯的需要。在Debate的部分，也有學者附和Snell-Hornby的說法。我認為這是不太可能發生的事，他們的討論太以西方為中心了，此外還有針對精英階層之嫌。英美和紐澳都使用英文，歐洲（包括東歐）語言也跟英文同屬印歐語系，語言之間的差異是比較小的，所以對這些地區的人而言，學習International English相對容易，使用起來也很方便，但是對不同語系的人卻非如此。就拿台灣來說，大學畢業並不能保證一定看得懂或聽得懂英語新聞，能用英文交談的又更少了，在台灣談International English，未免太遙遠。當然有人會說，在金融界和科技圈，使用英文是很普遍的。這點我不否認，正因為如此，我才會說International English帶有濃厚的精英色彩，這在印歐語系國家可能不成立，但在非印歐語系國家是絕對成立的，即使被英美殖民過的國家也是如此。我想，大家可以不用自己嚇自己了，翻譯雖然不是熱門行業，但在未來還是有存在的必要。

另外一個有趣的點是hybrid texts，我想學長的「莎籟」就是很好的例子，他雜揉西方十四行詩和中國七言詩的形式，文字表面上看起來是中國的，但卻大量運用中國詩相對較少出現的文字技巧：同音異字。另外，台灣文學在1950年代末期興起的現代詩浪潮，追求橫的移植，而非縱的繼承，這種新的文類不知可否視為hybrid text，甚至是hybrid genre？

2011年1月4日 下午1:45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