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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Oct 13 - Studies on Translation Theories

#5 Peter Fawcett, Translation and Language. Manchester: St. Jerome, 1997. Chap. 4-6

5 意見:

明哲 提到...

第四章介紹了歐美學者(Rekster, Vinay & Darbelnet, Malone)提出的各種翻譯技法,基本上都是奠定在語言學的理論基礎上。各家學說為此創造的專有名詞之多直教人眼冒金星。Faucett嘲笑語言學家們造出如此之多的術語充其量不過是一些fancy names;Snell-Hornby甚至直斥翻譯對等並不適合成為翻譯理論的基本概念之一,理由是它不夠精確且定義模糊。就實務層面觀之,這些令人眼花撩亂的一招一式不過是早已為譯者們普遍使用,後經語言學家運用語言學的知識觀察、整理、分析歸納之後,所描述出的一些現象而已。批評者集中火力攻擊這種事後諸葛的後見之明,稱其無法有效提供翻譯操作的具體指導方針,自然是可受公評。但Faucett提醒我們,反對者眼中顯然有一個盲點:並非所有譯者都嫻熟或能有效率地運用這些技巧。我也認為對不知情的譯者來說,能夠獲得這些翻譯技巧的奧援無疑是好消息。若能適時修正自己謬誤或不足之處,豈非美事一樁?翻譯終究不能單憑直覺或寫作天分,否則將過猶不及。可見翻譯技巧的訓練,對新手而言,顯然利多於弊。
Catford針對翻譯等值提出的理論無疑是該領域的先知。他認為透過形式對應(formal correspondence)跟文本等值(textual equivalence)就可以用譯語意義(盡可能接近地)取代源語意義。他那套翻譯轉換(shifts)論對翻譯本身應具備的溝通功能而言委實助益良多。我自己以前似乎從沒想過翻譯的層次與層次之間原來可以那樣轉來換去,他的理論的確有助於我梳理過去相對紊亂的翻譯思慮過程。一位好的譯者當然希望譯文與原文之間能產生最佳程度的對等,就像科學家複製生命一樣。在複製的過程中,每一股DNA必須先被分析透徹後加以複製,然後造出與母體最接近的生命形式。然而無論如何相似,兩者決不可能擁有相同的記憶與情感。這些所謂的不可譯處,正是Nida試著解決的問題之一。Nida的動態對等論近年來在對岸火紅得很,可見這套學說尚未預備好被時代淘汰。其中我最感興趣的部分還是Nida「譯文應在TL讀者間引起與原文在SL讀者間對等的效果」的主張。Nida甘冒大不諱在聖經頭上動土,面對千夫所指亦不為所動,背後的動機主要還是因應傳教的需要。他重視的是翻譯服務的對象,只要能達到目的(skopos),自然是好的翻譯。關於這一點我存疑。西漢末年佛教傳入中國,在眾高僧的努力下,許多梵文或巴利文佛典被譯成漢文。漢譯佛典中有極多的音譯詞、意譯詞、佛教義理等被以極具巧思的方式新造出來。佛經譯者並未擅自更動原文(除了許多重複多次的段落被刪除以求精簡之外),使漢譯佛典大大豐富了漢文化與漢語內涵,對佛教的傳遞亦未見任何阻滯。何況Nida宣稱的對等讀者反應根本不可能存在(仔細想想,也沒有存在的必要吧?如果大家反應都一樣,未免太不好玩了),特別是牽涉到文化、情境甚至政治正確的討論時。

育慈 提到...

Fawcett 在第四章末提出外界對於翻譯技法的五大批評,其中最具嚴峻的是第五點:翻譯技法老早就為一般譯者普遍應用,語言學家只不過是為它們起個漂亮的名字而已,所以瞭解語言學家歸納的這些分類簡直是浪費時間(老實說,這正是我在看第四章時心裡不斷出現的OS)。Fawcett 對此提出的反駁是,一般譯者之所以會出現不當直譯的問題,可能原因之一是他們未曾有系統地學習語言學家歸納的翻譯技法,所以在翻譯過程不知道有哪些招式可以使,只能靠著一些模糊的概念來翻譯,像是這個譯法「聽起來不錯」、「太瞎了」、「很順暢」。Fawcett 認為譯者還是有必要瞭解這些「漂亮的名字」和持續練習這些技法,藉以糾正錯誤的直覺,進而達到熟能生巧的境界。我認為Fawcett太重視技巧了,「雖然技法訓練對新手絕對有幫助」(注意,我並沒有完全否定Fawcett的說法),但「過於強調技法」實在有失偏頗,讓我不禁想到「飼料雞」和「生產線」之類的東西。雖然Fawcett不太看得起譯者的institution(一般譯成「直覺」,在這裡譯為「語感」會更為貼切),但我覺得這個比技巧重要。語感聽起來虛無飄渺,訓練也不一定見效,但這對靈活翻譯而言很重要。過於注重技巧,翻譯出來的東西不免制式。語言有太多可能性,所以翻譯也不應該自我侷限。語言學家針對翻譯技法的歸納和分類確有其參考價值,這些對翻譯過程的分析和解釋提供莫大助益,但是Fawcett所言“The ‘art’ of translation comes from the accumulation experience of enriching and applying the ‘science’ of translation”,會不會有點本末倒置了?

第五章Equivalence主要介紹Catfort和Nida的對等理論,Fawcett認為雖然很多人批評「對等」的翻譯理念,但一般人在翻譯的時候還是追求原文和譯文的對等。這點倒是講出了事實,翻譯時如果滿腦子理論,應該會難產才是。第六章Beyond the Word介紹generative grammar和kernel的概念,Fawcett認為這些對翻譯實踐的幫助不大,他從報紙隨機抽出一個句子,輕輕鬆鬆就證明了他的論點,很有說服力,他說與其花力氣分析核心句,來不如查一下句中關鍵字在經濟學上代表的意涵。在翻譯專業文件時,語言學知識遠不如普通常識或Google的功力來得有用。

ps. Fawcett一定很恨我,因為他已經講到第六章了,我還是覺得語言學沒他說的那麼有用。

Amy 提到...

林語堂說過翻譯上的問題,不外乎譯者的心理及所譯的文字這兩樣關係,而Nida所提的對等:原文-->原文讀者的反應 = 譯文-->譯文讀者的反應,這條等式除了「原文」外,其餘三個角色均由譯者一手包辦,因為原文讀者的反應就是譯者的反應,譯文讀者的反應也就是譯者設想的讀者反應,這三個角色的會有怎樣的詮釋,盡皆存乎譯者一心了。其實,對等、等效永遠都是翻譯的最終目的,除非有特殊的翻譯目標,否則,一般譯者心中求的也就是「同」了。趙元任所譯之「阿麗思漫遊奇境」中有一首詩,原文為:

How doth the little crocodile
Improve his shining tail,
And pour the waters of the Nile
On every golden scale!
How cheerfully he seems to grin,
How neatly spread his claws,
And welcome little fishes in,
With gently smiling jaws!

譯文為:
小鱷魚,
尼羅河上晒尾巴。
片片金光鱗,
洒點清水罷。
笑糜糜,
爪子擺得開又開,
一口溫和氣,
歡迎小魚兒來。

為了求對等,才會將原文韻詩譯為中文韻詩;為了讓中文讀者讀來更自然,才會調整句子的順序。書裡有說到衍生語法的核心句在翻譯的實作上,用處十分有限。不過,看了趙元任的這首譯詩,我覺得就是利用了核心句的技巧(小鱷魚/尾巴閃/倒出尼羅河的水/金色鱗片/開心笑/張開爪子/歡迎小魚/溫和地笑),才能不讓冗長的句子消蝕掉詩的聲音之美、意義之美、傳神之美,也才能跳脫原文文字的禁錮,進入創作的空間!

Eveline 惠芬 提到...

對我來說,翻譯理論好似還在拼拼圖的階段,不論是談到翻譯技巧的類別,或者是對於equivalence的探討,最後都還會遭致不夠完全或者是類別無法明確界定的批判。對於種種理論的探討,我對於了解各家內容的興趣大於後來對該理論的批判,因為其實每個對話都不可能只由幾個句子完成一個概念,因此,Peter Fawcett 也經常在文中提到,提出某些批評的人或許並沒有把他要批評的對象的文章看完。我在閱讀每一個理論的時候,對於那些理論大家所舉出的各種分類,都會有一種『啊,原來如此』的恍然大悟。這些taxonomies比較像是對翻譯行為的描述,可以讓身為翻譯者排除很多自以為是的intuition。但是,對於這些taxonomy如何組成,我仍有許多的疑問。感覺上每一本介紹翻譯理論的書都直接把每個理論的分類拿出來描述一翻,但是對於各家何以這樣分類,卻始終還未在書中讀到。
對於Eugene Nida以Kernel的觀念來分析一段complex phrases或句子的方法,我覺得相當有趣。他導出了我在翻譯過程隱約中常常感受到的行為。身為以中文為目的語言的譯者,我想我們比文中經常探討的英美法語有更多類似的拆解與重組的過程。Nida 將他整個分析類別粗分為OEAR四大類(同樣的,為何只有這四類我也感到納悶)。這樣的Model讓我對自己在拆解與重組的過程有了一個揭開面紗的感覺。只不過,更感興趣的是這四大類之下是否有更深入的討論。因為,真正的關鍵還是在於譯者能否對這四類的”所指”作出正確的判斷。

Unknown 提到...

究竟是語言學特別愛分類, 還是西方學科就愛分類?第四章就有各種分類。我覺得zigzag法的分類裡, amplification和diffusion, reduction與condensation似乎就有些模糊地帶。另外,Vinay& Darbelnet的七種分法也很難記得清楚,特別說其中的equivalence又和第五章裡專章討論的equivalence不同……
  正如Fawcett指出的:equivalence 此一概念probably cost the lives of more trees than any other in translation studies; 本章裡顯然沒有全部羅列出各種equivalence; (如Snell-Hornby的《翻譯研究》裡就列出了Popovic的四種equivalence…)在Mona Baker編的翻譯百科研究全書裡,也詳盡地介紹了equivalence的概念。Baker總結各派對此一概念的看法──有極重視者(如Catford, Nida等),或認為此一概念irrelevant(Snell-Horny 1988),or damaging to translation studies (Gentzler 1993),或如Baker uses the notion of equivalence “ for the sake of convenience”…
Fawcett書中也提到Chinese scholar Qian Hu主張“the implausibility of Equivalence Response”。他認為:”total compatibility between any two languages is precluded”其說頗有理。我以前寫過一篇論文, 討論中文的”月“與”moon”無法對等,文中也提到”對等“一詞容易誤導,不如中文裡喜用的”形似“”神似“裡的”似“來得好。(中文的翻譯研究就較少討論”對等“--因此少砍了許多樹……) 
另:此章裡似乎沒有提到Jakobson有關equivalence的討論。然而,Roman Jakobson has pointed out that there is ordinarily no full equivalence between code-units. (1959/2000:114, See Munday 2001:36) In his description, interlingual translation involves “substitute[ing] messages in one language not for separate code-units but for entire messages in some other language.” (Ibid) It follows that, “for the message to be ‘equivalent’ in ST and TT, the code-units will be different since they belong to two different sign systems (languages) which partition reality differently.” (Munday 2001:37) Thus, as complementary to his famous definition, “translation involves two equivalent messages in two different codes” (Ibid.), “ equivalence in difference” has become the cardinal problem of language and the pivotal concern of linguistics.(Ibid.) (P.S. Steiner在After Babel裡指出其中“involves”一詞用得好,藉此”side-steps the fundamental hermeneutic dilemma, which is whether it makes sense to speak of message being equivalent when codes are different.”..)

又則: Nida的kernel sentence 以及event, object等的分析法,似乎只著重於message 的對等,而不及於其他的因素,如風格的對等?

最後,關於第六章提到Popovic認為“Texts are usually too long to be treated as a communicative unit in the transcoding process”一句;我認為嚴復翻譯”天演論“的首段時,似乎就是以text為單位。再則,以前也有學長指出新聞編譯時,有時也會順應中英新聞的習慣不同,調整段落的次序。這應該也算用”text”做為翻譯單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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