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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Sept 22 - Studies on Translation Theories

#3 Linguistic Approaches Peter Fawcett, Translation and Language: Linguistic Theories Explained. Manchester: St. Jerome, 1997. Intro. & Chap. 1-3

6 意見:

明哲 提到...

Fawcett撰寫這本書時,基本上是站在一個比較中立的角度,客觀描寫近代語言學的研究成果如何為翻譯實踐提供更完善的解決之道,或衍伸為翻譯研究的知識平台。由於翻譯活動相當複雜,牽涉的範圍極廣,因此,純粹就語言學於翻譯的指導功能論之,語言學學者之間在見解上就產生若干分歧。支持者有之,唱衰者有之。作者在歸納整理了多位學者的研究結果得出的結論,打個比方就是:語言學雖不是萬靈丹,依舊可視為譯者御用的百科工具書,至少是研究翻譯本身必備的知識。既然翻譯的本質乃兩種語言的轉換,假如一名譯者不了解語音學(phonetics)與音韻學(prosody),似乎難以掌握音譯與譯詩的玄機;少了語意學(semantics)、語用學(pragmatics)與言談分析(discourse analysis)的輔佐,如何能一窺語篇之堂奧?當初James Holmes鼓吹建立翻譯學科的時候,學科的科學本質屢屢被拿出來放大檢視。同樣地,Fawcett列舉Saussure、Chomsky、Nida等人的理論,也是想從科學層面解決翻譯活動或翻譯研究中可能碰到的種種問題。我覺得Jiri Levy提出的”minimax”概念最能表達譯者的心聲。每一位譯者都希望花最少的力氣達到最大的轉換(transfer)效果。作為語言研究的基礎學科,語言學將音(sound, phoneme)、形(morpheme)、詞(word, collocation)、句(sentence)、語篇(text, context),甚至語言以外的文化因素(如social linguistics、linguistic imperialism等等)通通包山包海地進行研究分析,無疑為翻譯研究開創許多研究蹊徑。譬如語意場(semantic field)就是很有趣的例子。自古中國人對月亮的歌頌遠多過希臘人對太陽的敬仰。月亮帶給中國人的聯想造就共同的民族記憶,反映在語言上,就是一篇又一篇的詩歌與數不清的俗語、譬喻甚至成語等。不管譯者最後採用歸化或異化的翻譯策略,吾人在研究譯作本身時,不免須在語言學的立論基礎上作作文章吧?

明哲 提到...

Fawcett撰寫這本書時,基本上是站在一個比較中立的角度,客觀描寫近代語言學的研究成果如何為翻譯實踐提供更完善的解決之道,或衍伸為翻譯研究的知識平台。由於翻譯活動相當複雜,牽涉的範圍極廣,因此,純粹就語言學於翻譯的指導功能論之,語言學學者之間在見解上就產生若干分歧。支持者有之,唱衰者有之。作者在歸納整理了多位學者的研究結果得出的結論,打個比方就是:語言學雖不是萬靈丹,依舊可視為譯者御用的百科工具書,至少是研究翻譯本身必備的知識。既然翻譯的本質乃兩種語言的轉換,假如一名譯者不了解語音學(phonetics)與音韻學(prosody),似乎難以掌握音譯與譯詩的玄機;少了語意學(semantics)、語用學(pragmatics)與言談分析(discourse analysis)的輔佐,如何能一窺語篇之堂奧?當初James Holmes鼓吹建立翻譯學科的時候,學科的科學本質屢屢被拿出來放大檢視。同樣地,Fawcett列舉Saussure、Chomsky、Nida等人的理論,也是想從科學層面解決翻譯活動或翻譯研究中可能碰到的種種問題。我覺得Jiri Levy提出的”minimax”概念最能表達譯者的心聲。每一位譯者都希望花最少的力氣達到最大的轉換(transfer)效果。作為語言研究的基礎學科,語言學將音(sound, phoneme)、形(morpheme)、詞(word, collocation)、句(sentence)、語篇(text, context),甚至語言以外的文化因素(如social linguistics、linguistic imperialism等等)通通包山包海地進行研究分析,無疑為翻譯研究開創許多研究蹊徑。譬如語意場(semantic field)就是很有趣的例子。自古中國人對月亮的歌頌遠多過希臘人對太陽的敬仰。月亮帶給中國人的聯想造就共同的民族記憶,反映在語言上,就是一篇又一篇的詩歌與數不清的俗語、譬喻甚至成語等。不管譯者最後採用歸化或異化的翻譯策略,吾人在研究譯作本身時,不免須在語言學的立論基礎上作作文章吧?

Unknown 提到...

Fawcett在前言裡提及此書的目的在於介紹” the love-hat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nguistics and translation theory”, 也提到以語言學為翻譯理論基礎的黃金時代為1950中期-1980中期。事實也是,自翻譯理論的文化轉向以來,以語言學做為翻譯理論的基礎,往往被忽略了。Fawcett也提及有的譯者認為根本不需要懂語言學,但這樣的理論顯然又太偏激了。我自己就是在學翻譯後,又重新去讀語言學(過去我的主修是文學,大學時的語言學讀得很糟),並覺得語言學確實對翻譯有所助益。Fawcett寫此書也是想要將翻譯和語言學相連接,書中也舉了許多對實際的翻譯頗有用的例子。事實也是,對翻譯教學來說,若要結合翻譯實踐與教學,後現代的翻譯理論或許比不上立基於語言學的實際例子有用……

當然,翻譯也不能只用語言學來概括。由索緒爾的學說引發出來的“結構主義語言學”在全盛期以“科學”之名,認為一切都可以“科學化/結構化”(如巴特就將其Paradigmatic/ syntagmatic(chain and choice)的概念,用在食譜、穿衣/時尚上。不只如此,此一概念甚至可以用在敍事學的公式裡),但語言或翻譯顯然不是這麼簡單(不然機器翻譯就可以大行其道了)。其中,第二章提到的Componential analysis更是問題重重,充滿二元對立的意識型態,如對Man的定義為[+ adult] [ +male],但為什麼不是[+ adult] [ -female]──顯然男/女是有分位階的高下的,而這也是女性主義者所詬病的。另,Snell-Hornby也舉bachelor= [+ adult] [ +male] [-married]為例,強調分類總是有模糊的灰色地帶,並主張integrated approach.(但由此例,也可以看到married/unmarried的位階高下……) 

Amy 提到...

第一章開頭就說到,近代語言學之父Saussure所提出的語言結構模型,可以解釋生命、宇宙及萬物。怎麼語言建構原則的應用可以跳離書本、直衝天際地解釋起這些抽象的課題呢?找了找資料,我想可以這麼解釋。Saussure的結構系統裡,將語言的主題單純化至符號與訊息,不陷於語言表出的訊息、表象及事件的複雜糾葛之中,不使混亂蒙蔽了真理。從單純、有序的符號出發,探究符號與符號間的關係,發現其中結構的意義所在。而應用這套符號解構、意義建構的邏輯與方法,抽象、複雜的生命、宇宙及萬物課題,也就回歸到了符號的根本面,那就萬事萬物皆可解了。不過,令人好奇的是,當事件都分解成符號,符號與符號間的關係,會變得單純,但難道不會落入過於武斷、必然的陷阱嗎?

要開始唸這本Translation and language時,心理上就準備著要再來同一堆語言學定義奮戰一番。結果,看著看著,發現倒還順暢,前行無礙呢!是因為Fawcett舉的例子很多是香腸、雞蛋、麵包等食物嗎?這些例子寫得真好,易懂又讓人想懂。看了前三章,我覺得Fawcett說明語言學理論時有一主要考量,就是對翻譯有助益與否?會是翻譯的問題發生點,會對解決翻譯問題有益的語言學理論才會納入探討一番。所以呢!老師這本書選得真好,易懂又讓人想懂… 雖然是不讀也不行啊!哈!

Eveline惠芬 提到...

本書用語言學(linguistics)的各種不同的”level”,來討論其是否可以用在翻譯用途上。Peter Fawcett在文中不段提到,語言學在用來解釋或幫助翻譯之時有太多的限制,尤其是在meaning (即paradigmatic/syntagmatic) 的處理上,常常必須借助其他的discipline。不過語言學作為一個closed system,的確讓翻譯的討論可以擺脫純粹的個人主觀而進入一個比較有系統的討論。”Here again we are at the limits of how much linguistics can contribute to translation, since nothing in linguistics itself will actually help us solve this particular problem. But what linguistics can do for us is give us some help in defining the problem.” (24)
不過,以書中前三章所討論到的各種語言學的level而言,我個人認為,它用在中文架構中(不論中文為ST或TT),其限制性更大。基本上,西方討論linguistic的時候,不論是所謂的sound, morpheme, word, suffix, synonym, anonym, 等等乃至sentence, 其基礎都是以拼音文字為基本假設,都還有某些共通性。比如說sausage和Wurst, 基本上都是”一個Word”,但中文則不然。中文不論形、音、義,乃至句法, 雖然勉強可以套用到語言學的基本術語,但其結構、組合等等都有太多無法作對等比較之處。
文中每討論一個主題,其結語通常都會是: it will be different from culture to culture, and even within it. 因此也讓人感到翻譯是不可能完全傳遞original text的所有meaning。以語言學的各個層面來看翻譯,我們已經可以發現到許多不可解決的問題,但這些問題對於一個了解問題的譯者而言是有幫助的,在採取的策略上、取捨之間可以作更有效的判斷與抉擇。
不過我很喜歡Peter Fawcett提到,或許譯者應該有”a good insurance policy, to cover them against … mistake.”光是從語言學的角度切入,譯者要注意的實在太多,要捨棄的也是不得已的。萬一本身沒去注意到某些connotation (這是非常可能的。一個譯者不可能完全了解源文的所有隱含的歷史背景、或其所隱藏的文化、地域等等符碼),一個不留神就會在片刻間留下永難磨滅的影響。不過這樣的影響的確也反証翻譯在影響歷史上有多麼重要,而這個歷史其實大多是任由幾個孤獨的譯者孤軍奮戰。

育慈 提到...

看完前三章增加了一些語言學知識,暸解了一些語言學家對翻譯的看法,但對於於語言學能對翻譯實踐產生多少助益,我還是抱持非常保留的態度,或許後面的章節會有更深刻的洞見出現,不過就第一至三章而言,Fawcett並未成功說服我改變想法。從Fawcet的論述中,我們可以看到許多語言學家都曾經嘗試以語言學概念來解釋翻譯過程,而這些努力的確有助於我們更深入瞭解翻譯現象及其運作,同時也加速翻譯邁向學術化的進程,但是語言學對於翻譯實踐的幫助實在有所侷限。在文學翻譯領域,語言學知識的確效用很大,例如Alice in Wonderland充滿雙關語和文字遊戲,翻譯難度極高,而目前最受推崇的譯本正是具有語言學背景的趙元任所作,我相信趙先生翻譯此書時,一定運用了許多語言學知識,才能譯得如此貼切精彩。行銷文件、口號、標語等用字比較靈活,語言學知識也可以協助譯者分析原文,進而譯出最得原文精髓的譯文。但除此之外,我就很難想出語言學還對哪些文類翻譯有所助益。根據我自己的實務經驗,絕大部分的文件都不需動用語言學知識。我想,語言學對於一般小譯者而言實在有點遙遠。希望在後面的章節Fawcet能提出更具說服力的論點。
其實,我覺得翻譯一直侷限在語言方面的討論,實在有點狹隘,翻譯策略的決定牽涉極多因素,譯本的影響力也非單純的精確程度能夠決定,這些都是很有趣的翻譯學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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