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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Dec 29 - Studies on Translation Theories

#16 Cultural Studies Venuti “Bestseller” in The Scandals of Translation;
李根芳,〈台灣兩性關係暢銷書的翻譯與性別再現〉《廣譯》No. 3 (Jan 2010): 21-42。

3 意見:

Unknown 提到...

看這個章節的前段比較有趣,啟發較多,特別是描述有關“暢銷書”公式的那些段落,如Dudovitz:“the escapist nature of the fiction demands a certain degree of fantasy. Simplicity of language, reliance on stereo-typical and trite images, the absence of psychological subtlety, and readily identifiable characters permit the readers easy access to the imaginative world because the values these characters represent are obvious and well known to all.” 此說也可以用於羅曼史(我的研究領域)。但Venuti似乎太過強調dominant values (or norms)的力量了,令人納悶如果所有的創作都conform to the dominant values, 改變如何產生?Foucault 主張的powers 總是產生其抗拒的力量,是否會是較佳的解釋?再則,Don Camillo stories就只是強化美國既有的觀念嗎?這些譯入的故事,不會帶來改變嗎?

另外,Venuti在討論翻譯時,又再度強調他的異化翻譯主張,然而星期一Prof. Andrew Jones的演講,似乎一再證實了實踐與理論的差異──而且Jones似乎不甚介意編輯的改變,而是接受此一不可避免的事實。事實也是,我們的翻譯實踐也不可能太過直譯──除非是前衛的創作吧?不過,他指出的譯者被剝削一事,我想大多數譯者都會舉雙手雙腳贊成吧?

NTNU GITI BLOG 提到...

Amy

Venuti這篇文章藉著Guareschi的作品來分析暢銷書,我找了一下台灣有沒有Guareschi作品的譯本,結果並沒有。Guareschi的作品被翻譯成27種語言,到1957年的累計總銷量達到了2千萬本…那怎麼沒有中文譯本呢?台灣不是應該抓著這種反共的意念、宣揚與慰藉,好好出版一番嗎?Guareschi 的作品沒能獲選在台出版,是不是文化差異較大,議題終究太嚴肅,還有這類作品一直都不受台灣出版社青睞?

看著Venuti說到暢銷書的翻譯策略多是通順自然,是注重文本的功能呈現。暢銷書的分類也有分「文學類」及「非文學類」,難道這些「文學類」作品也幾乎全是採通順的譯法嗎?如果暢銷書的推理是通則,那從Buhler, Reiss, Newmark大夥兒所說的表述文本採直譯、忠實呈現譯法不就說不通了嗎?雖然我自問了一下,但我在這要先自答一番:嚴謹的嚴肅文學才絕對要求要傳達文本的表述功能,而現在歸類的「文學類」,在Newmark的分法裡,可能絕大多數都是歸類在重溝通的大眾小說裡。另外,出版社在委託譯者翻譯時,會有那種文本是國外的暢銷書,所以有要採通順譯法的要求嗎?還有,有些翻譯時還不知會暢銷的文本,又該如何反推、將這些策略歸類為是暢銷書的翻譯策略?或者,應該說市場上幾乎所有譯本的譯法皆是通順自然,所以,暢銷書會譯得通順自然,非暢銷書也會譯得通順自然,一切以銷售期許,一切以功能為上?
記得幾年前有一堆「藍海」的書,說道市場上割喉競爭的唯一下場,就是血染成河(紅海),因此,真正持久的勝利不在競爭求勝,而是創造「藍海」,找出嶄新未開發的市場空間。我用博客來網路書店找了所有有關「藍海」的書,自從2005年7月天下文化出版了紅極一時的「藍海策略」一書後,2005年11月出現了追隨的第一本「藍海」書,2006年有14本,2007年有9本,2008年有5本,2009年有4本,到今年2010年還有2本。有幾個有趣的問題/發現:暢銷書徒子徒孫眾多的時間通常是維持幾年?都是2年嗎?作品一旦成了暢銷書,尾隨的作品多了,樹大就會招風,是理論就有反論,因此就開始會有貶抑暢銷元素的作品出現,像是2006年7月出版的「擁有藍海又怎樣? 你有行動路線圖嗎?」,還有之後的「征服紅海:運用情報提昇企業競爭力」、「藍海大潰敗——本質III︰本質論vs藍海戰略」、「贏在紅海:組織管理縱橫談」…這種「造反」作品的出現時間、方式有無既定模式呢?政府、法人組織的出版品也有3本接上了「藍海」風潮,但都是在2007年7月後,也就是「藍海」爆紅的2年後,是不是政府、法人組織裡的求新求變,每次必定都是流行浪潮中的後知後覺呢?是內部出版品審查制度、程序造成的結果,還是純粹就是反應慢呢?好玩。

Eveline 提到...

為了想看一下Don Camillo系列在美國戰後到底受到如何的歡迎,上網查到幾個短片,還頗有趣的 (1)有英文字幕的影片: Don Camillo - The Procession/
http://www.youtube.com/watch?v=mwA3u941trA (2) 德文影片 1952
http://www.youtube.com/watch?v=dEzF73HaR5w

我很喜歡Venuti 在這篇文章的呈現方式。他提供了許多出版細節及資料,讓人看到翻譯政策 (或者說根本就只是出版政策)如何受到當時的思潮以及政治情勢等等實際的氛圍所影響。而為了擴及到廣大的讀者群,暢銷書更是反映出這樣的趨勢。Venuti在本文中主要以Giovannino Guareschi的Don Camillo系列小說為描述主體,讓我們看到出版者如何在冷戰的氛圍中為原作掌舵,以使其符合當地的文化。從這篇文章看來,Don Camillo在美的成功,出版者幾乎扮演了決定生死的角色,而其從作者簡介開始到文章段落的增刪、譯文字裡行間的風格的掌控,出版品的選擇、評論的好壞,乃至讀者的接受都在其欲操控的範圍之內。而出版商Cudahy提到的”I naturally feel a publishing responsibility” (Venuti, 139) 更讓人覺人深深覺的,在討論譯者的責任之前,是否應該也把出版者的責任也給好好的討論一番。由其看到後面血淋淋的一段,提到在Giovannino Guareschi美國成功之後,唯一與豐收無關的就是譯者這段,更加覺得在那樣的時空背景之下,譯者的責任根本沒有人要吧。不過Venuti這樣的描述與呈現的確開啟更寬廣的討論空間,我受到頗大的啟發,也看到一些可研究的方向。

此外,有關"The highbrow bestseller"這章,Venuti提到highbrow bestseller 如Umberto Eco 的"The Name of the Rose”以及Süskind的"Parfume”在美國仍採取domestication的翻譯策略。這讓我想起曾經讀過香水的中譯本(德譯中),文中對地點與時代均在註解有所交代,這樣大概不算是domestication的處理方式吧?那麼這樣的現象會不會是美國所特有的呢?不過中譯本的較為嚴謹的處理態度會不會相對地也影響其本來想效仿美國作為暢銷書的銷售市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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