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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Nov 3 - Studies on Translation Theories

#8 Communication Model excerpts from Basil Hatim and Ian Mason’s The Translator as Communicator (1997): 14-35; 127-142.

5 意見:

明哲 提到...

Hatim & Mason在文章第一段就開宗明義,將譯者比喻為往來ST與TT兩造間的掮客,任務是率領雙方一同跨越語言及文化的藩籬。他們先精細地分析語篇的結構與形成過程,並把語篇(text)的創造和翻譯視為特定語境背景下進行的交際活動,包含社會語境與文化語境兩種層面,然後進一步闡釋互文性(intertextuality)和翻譯的關係。根據Foucault和Julia Kristeva對互文性的見解,語篇意義的產出必須建立在與其他語篇相互的作用過程。Hatim & Mason則從語篇的體裁(genre),言談(discourse),和語篇(text)三個主要概念分析語篇互文性的社會文化功能。這讓我想到最近國內各界對於國光石化投資環評一案,經濟部告國民的說帖和環保團體的針砭因目的不同使得語篇性顯得南轅北轍。其中,經濟部特就「是否為國家必需」、「當地居民是否歡迎」、「對環境與生態的衝擊」等政策面評估國光石化投資效益如下:1. 為世界最先進之石化廠。2. 每年創造附加價值約4.6千億元。3.直接間接就業機會約38萬人。4. 增加財政稅收每年達5百億元以上。文字訴諸宣傳單式的理性,看似有理。相較於此,「臺灣環境保護聯盟國光石化環評分析小組」發布的新聞稿卻以『吹牛皮亡國』為題,再細分成『CO2排放牛皮』、『植栽牛皮—種樹勝過養大豬』、『錢,寧予他國不用在臺灣』、『賠本生意有助經濟成長?』、『視障的主管機關』等六個子題聳動地告誡經濟部說帖中隱藏的魔鬼。文中處處可見語篇標記(牛皮、賠本生意、視障、養大豬)。語篇分析應用到翻譯上,由於本文作者認為語篇的各個組成成分(surface elements)和它們所指涉的概念意義(conceptual meanings) 實際上在語篇意指(signification)成形的過程中通通可被視為社會文化符號,所以譯者主要任務就是識別這些符號散佈在體裁、言談、和語篇三方面的標記,並選擇盡量在譯文中保留(動態對等、歸化)或不保留(形式對等、異化)。也就是說譯者操縱(manipulation)幾乎是敲鑼打鼓地在發揮著影響力。我很喜歡這些說法,因為過去被迫隱形的譯者,終於可以重見天日。
Bakhtin曾說我們的言談中充斥著他人的言語(引用)。Text producer or translator在引用的時候會試圖使之「為我所用」,進行歸化、改寫、重新定調等。而翻譯過程等同於ST和TT之間的互文關係。譯者的加入使得這層關係更加複雜。譯者身兼讀者、詮釋者和作者三種身分,不僅要洞悉ST和TT的語篇意圖(intentionality),還得對語境性(situationality)特別敏感,將語域中的三大變因tenor, mode, domain玩於指掌。此外還有一大堆數不清的外部變因(informality, stability…),真是忙壞了。Mason舉過一個例子,說明強勢的譯入語(如英語)可能會增強譯者的介入程度,特別是意識型態的強勢介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快訊》的一篇西語文章,西班牙語Sabios(智者)一詞被英譯成diviner(卜卦者),譯者故意忽略Sabios同時具有西方式的理性智慧,反而強調它直覺的迷信指涉,基本上是一種略帶輕視意味的翻譯操縱行為。這類例子在現實世界中不勝枚舉。當然本文作者反對語言帝國主義式不必要的強加干涉。從語篇互文性的分析,我們得知翻譯必須處理的問題可以到達多麼複雜的程度,須更謹慎為之。

Unknown 提到...

1. 關於A Model of analysis texts這章似乎有許多可以和Fawcett的書(如tenor, mode, domain)相觀照。有趣的是,譯者指出了Sample 2.1裡,Pre-Columbian civilization一詞背後的意識型態。而以Sample 2-10為例,我覺得2.11似乎沒有譯得比較好,woke up改成wake up, awake等型式,似乎反而削弱了其“強調”的意味。如果說中東文學較近口語文學,較重視重覆,或許“直譯”會較能夠呈現其原文特色。有趣的是,中國翻譯史裡也提到“梵文委曲,反覆述說”──這正是口語文學的特色──但“秦人好簡,則往往刪削之”。由口語到書面語的翻譯即有此類問題。正好最近讀到德國的Rosenzweig 重譯《舊約》時,也強調要重現其spoken word 的風格,偏重foreignization的譯法,德國的傳承,還真是一貫以繼之……

2. 第八章分析阿拉伯文和英文對counter argument和through argument的看法也很有趣。就我們讀到的學術文章,英文似乎總是會在引述完某人的理論後,再加以批評。阿拉伯文則認為這會弱化自己的論點。但中文呢?之前我們曾提及古文的邏輯、立論似乎較嚴謹。我試著由《古文觀止》裡找是否有類似counter argument的寫法,並發現方孝孺的<深慮論>似乎就是不斷以後證駁斥前論,最後再提出作者自己主張的寫法,大家認為呢?(參考附文)再則,文中的轉折語“而”(參粗黑體),是否可譯為however?
另,有關however的運用。一般說,中文喜用”然而“來開始一段句子,但英文論文則不能以”however” 開始…… I wonder why?

附:<深慮論>
當秦之世,而滅六諸侯,一天下;而其心以為周之亡,在乎諸侯之強耳。變封建而為郡縣,方以為兵革可不復用,天子之位可以世守;而不知漢帝起隴畝之匹夫,而卒亡秦之社稷。漢懲秦之孤立,於是大建庶孽而為諸侯,以為同姓之親,可以相繼而無變;而七國萌篡弒之謀。武宣以後,稍剖析之而分其勢,以為無事矣;而王莽卒移漢祚(音:做)。光武之懲哀平,魏之懲漢,晉之懲魏,各懲其所由亡而為之備;而其亡也,皆出其所備之
  唐太宗聞武氏之殺其子孫,求人於疑似之際而除之;而武氏日侍其左右而不悟。宋太祖見五代方鎮之足以制其君,盡釋其兵權,使力弱而易制;而不知子孫卒因於夷狄。此其人皆有出人之智,負蓋世之才,其於治亂存亡之幾,思之詳而備之審矣;慮切於此,而禍興於彼,終至於亂亡者,何哉?蓋智可以謀人,而不可以謀天。良醫之子,多死於病;良巫之子,多死於鬼;彼豈工於活人而拙於活己之子哉?乃工於謀人而拙於謀天也。
古之聖人,知天下後世之變,非智慮之所能周,非法術之所能制;不敢肆其私謀詭計,而惟積至誠、用大德,以結乎天心;使天眷其德,若慈母之保赤子而不忍釋。故其子孫,雖有至愚不肖者足以亡國,而天卒不忍遽亡之,此慮之遠者也。夫苟不能自結於天,而欲以區區之智,籠絡當世之務,而必後世之無危亡,此理之所必無者也,而豈天道哉?

Amy 提到...

不知是精神不濟還是怎麼著,看Hatim & Mason 文本分析模型文章的前半部分時,真是看得我一點兒感覺也沒,腦筋糊成一片!反倒後半說的語域還看得比較清楚。不是說溝通、談文本分析嗎?主題不難,還舉了例,給了一層一層的假定,應該就是要讓人好懂啊?!本著不信邪的態度——其實是因為老師指定要讀啦——等我清醒時,重新讀了一次,總算衝破迷霧。

「假定一」說文本使用者循著文本→語境的協商型態,文本的構成符合否一溝通需求;文本開始先給大場景,之後再解釋,讀者愈往後讀時,就愈可形塑出語境。口語些來說,就是讀者循著文句,生出語境,愈讀愈瞭解全貌(全貌由下而上形成)。

「假定二」說文本使用者順著文本陳述的同時,也會評估語境因素。在談到文本與語境的交互作用時,談到了互文性。互文性是1960年代後結構主義所發展出來,說的是文本意義的解讀必須與其他文本互相參照。看到這兒,覺得互文性這三個字看來有深度、有學問,但想想,不是所有的知識都是如同互文性所說的邏輯嗎?文本的生成就像知識的發展一般,新知必定是在舊知的基礎上再行增添或修改而成。互文性應不是個困難的概念,但Hatim & Mason在解釋互文性時,又讓我恍神了一下子。文中說道,互文參考的來源可為我們所稱的任一社會文化客體…解讀開始——社會文化的內涵會影響文本間的參照內容——這比較像人話了,不知解讀有中沒中?接著,Hatim & Mason還說除了社會文化層面,互文性的參照常會與文本、文類、言談的言辭習慣有關,而這些是屬於文本使用者的社會文本實踐範圍——解釋也解釋了,分類也分類了,乍看又是一項論理,但說來應該就是將「文本—語境」放進社會的脈絡中,而成「社會文本—社會文化」了。

「假定二」說了這麼多, 口語些來說,就是讀者循著文句,結合經驗與判斷,以評估語境(評估由上而下)。

「假定三」說由上而下分析的評估,會與由下而上分析而得的特徵共同作用,引導達成文本的目的,文本使用者利用互文性此一文化參數,得出社會文化意義,辨認出社會文本實踐的內涵。口語些來說,就是讀者讀著讀著,就可瞭解文本的意旨了。

「假定四」說文本寫作的目的、信念、前提、推論,都是為了說明意義的分析與認知,而此意義包含了社會文化與社會文本實踐。這兒就不說文本使用者了,直接挑了一直忍住沒說的「譯者」來說,說譯者要能找出文本闡明的意義,以傳達文本的目的,而文本的連結與連貫性,會影響文本的情境性。情境性是指文本使用者(又拉回文本使用者了)與語域變數互動的方式——話一定得這麼說嗎?情境跟語境差別何在呢?語境指整體而言,而整體中可有多個情境嗎?這個假定的意思,是不是就在說可從語域形塑出情境呢?

「假定五」說的就是乾脆的語域了,記得去年碰到語域這個理論主題時,覺得頗為難玩,但現在看到語域,咦?反倒親切了起來,因為它說來說去就是語場、語旨、語式了——朋友總是老的好啊!雖然這位朋友還不能算頂熟的,但已有了時間的積累,這位朋友讓我愈看愈順眼啦!

Eveline 提到...

Hatim & Mason 延伸了House's的registr analysis 以及Baker的pragmatic analysis,加入intentionality, intertextuality, informativity, 以及situaltionality等不同的觀察角度來觀察整篇文章的cohesion與coherence,並將socio-cultural/soci-textual practice等觀點帶入篇章的分析,希望能夠在以語言學角度做bottom-up的分析之同時,也能夠結合too-down的intertextuality角度來處理篇章分析與翻譯的問題。
我認為他提論的角度,對於regsiter的分析(field, tenor, mode)有更廣且更與文化面結合的幫助,使翻譯分析可以從更廣的高度來看待應該採取的策略。不過,他提出來的上述種種觀點,似乎很難量化為有效的策略。Jeremy Munday在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也道出了我的疑惑:”Although Hatim and Mason propose ‘foundations’ for a model of analysing texts, they deal with a large number of concepts. It is not clear that their approach constitutes a model that can be ‘applied’ in the conventional sense of the term.” (Munday, 2001/2008: 99)
另外,以本書所舉出的static與dynamic的向度為例,雖然我們可以感覺到一個篇章在溝通的時候具有不同的dynamism, 但是如何決定該篇章有多static或多dynamic卻是關鍵。顯然文章中並未解決這樣的問題。因此,翻譯應該如何依其dynamism來做決策,便失去了依靠。況且,我認為翻譯作為一種文化系統的呈現,其dynamism應該不可能、也沒有證據顯示必須完全依照原文去做呈現。

育慈 提到...

Hatim & Mason兩篇論文讀起來有似曾相識之感,可說是Fawcett “Translation and Language” 的第7, 8, 9章的進階版。還好之前讀過Fawcett的文章,不然一下子看到這麼多專有名詞,真的會讓人很想撞牆。Hatim & Mason的論述較Fawcett更為深入,他們舉出更多實例來說明文本分析的各種元素,文本、語境、語域、銜接和連貫是我們已經熟悉的項目,Hatim & Mason兩位又進一步提出互文性、意圖、情境性、動機、信息性等新概念,而且更加強調社會文化因素在文本中所扮演的角色。比較特別的是他們將語言使用方式分為靜態和動態兩種,所謂靜態,簡單地說是指行文符合讀者期待和既定規範,而動態則是恰恰相反。靜態文本通常意旨明確、訊息單純、銜接清楚且連貫明確,適合直譯,而動態使用語言則常不按牌理出牌,銜接不明確,連貫也難以掌握,但能使文本訊息變得有趣、吸引人,通常用以推銷想法或滿足重要修辭目的,因此翻譯應採靈活策略。從文章舉的例子看來,文學作品似乎是作者所謂「動態使用語言」的結果,讓我不禁合理懷疑,這兩位先生認為文學作品不宜直譯。Hatim & Mason也提出文化的權力地位對翻譯的影響,優勢語言的譯者較常介入譯文,擅自改動劣勢語言文本原有的表達方式和風格。翻譯中所呈現的權力關係,實際上是文化本身權力地位的反映,以台灣為例,我們目前的中英翻譯規範偏向直譯,雖然文字較為流暢易讀,但整體架構和敘事手法,甚至是原文使用的譬喻和意象,都會忠實呈現,但英中翻譯可就不一定如此,譯者常為了英文讀者的接受度而改動原文的表達方式,這點在經典翻譯上看得更為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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